芒市——神奇黎明之城，生态宜居圣地。如花的史实盛开在古老而淳朴的土壤里，请随“史话芒市”一起探索发现那充满希望的火炬冉冉亮起......
芒市有多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和居于斯、业于斯的人最想表达；芒市有多好，曾经岁月如歌挥洒青春热血的芒市知青最想赞美。芒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他们带着一腔热血和激情，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芒市插队落户和屯垦戍边，与芒市人民同甘共苦、建设“第二故乡”，为芒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奠定了坚实基础、结下了深厚友谊，是芒市人民最为宝贵的重要精神财富之一。芒市人民将永远铭记他（她）们、感激他（她）们、祝愿他（她）们。为纪念他（她）们这段珍贵的历史，表达芒市人民的感恩之情，更好地激发全市各族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强意志，芒市委党史研究室特推出“芒市知青岁月”栏目。本周推出第9期，胡燕珉：排六逸事║遮放镇知青║(潞西县知识青年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合影)排六逸事
胡燕珉
从昆明出发，一直往西，沿着滇缅公路几乎走到尽头，距中缅边界的畹町桥22公里，从公里处的里程碑往左边，沿一条沙土路上坡走一段，在风尾竹林的遮护下，就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傣族小村寨——排六。年2月中旬，十几个从昆明来的知识青年到这里插队落户。知青的到来，使许久以来这个宁静封闭的小村寨，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变得热闹和精彩起来。而后这批知青又陆续离去，短的仅在排六生活了一年多，长的则有五六年。人走了，故事却留下了。开始，这些往事还在傣族乡亲的记忆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们逐个逝去，谈了、忘了……排六还是原来那个排六，物是人非，知青们只是匆匆过客。而对于知青来说，这段插队落户的经历，却伴随了他(她)们的一生。虽已过去了40多年，但当年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时光未曾抹去那段青春的记忆。看电影
下乡一段时间后，初来乍到的新鲜感逐渐淡去，知青们逐渐融入了当地的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宁静的日子久了，便使知青们感到单调、枯燥。最贫乏单调的，是缺乏文化生活。尽管我们排六知青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还订了一份《云南日报》，在闭塞的小村寨，这些就是我们了解外部世界仅有的渠道，但很快就发现，要以这些媒体作为文明管道的想法过于天真。“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党的喉舌、阶级斗争的文化阵地，广播和报纸的内容，经过层层把关检查。结果翻开报纸，无一例外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和套红的政治口号，以及大批判文章。广播电台也如是，打开收音机，要么是播音员铿锵有力地念大批判文章，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么就是不厌其烦地播“样板戏”，8个戏来回播给8亿人民听；再就是革命歌曲……遮放坝区的知青不缺粮，但被遮放米填饱肚子后，知青与当地农民的不同之处，在于多了一种对文明和文化的饥渴。记得在年7月21日，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通过偷听澳洲广播电台(当年要算是“偷听敌台”)，得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上了月球，并讲了永远彪炳于人类历史的名言:“一个人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全世界(除中国大陆被封锁消息的8亿人民外)举球欢庆，为人类迈出历史性的一大步欢欣鼓舞。而“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的我们，却仍在用最原始的农具“修理地球”——“备战备荒为人民”。一天，我们在田里干活，一位农场职工偶然路过，告诉了一个好消息：今晚农场放电影。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附近的十里八乡。每当听到晚上有电影看，知青和老乡们都会兴奋不已，情绪高涨。想着好事，顿时觉得炎炎烈日没有那么灼热了，挥汗如雨的劳作也没那么难熬了，甚至干起农活来也轻快麻利了许多。什么好电影啊，至于那么兴奋吗?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和没在边远乡村生活过的人，是很难有相同体会的。其实并没有任何悬念，电影无非就是8个“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平原作战》)，再加上“老五幕”(《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列宁在十月》、《列宁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就是“样板戏”和“老五幕”。全国人民在文明和文化的饥荒中，反反复复地看这些电影。我是平均每部电影都看过了不止十遍八遍。我敢说当时中国人民十有八九都可以背下“样板戏”的台词、唱段，以及“老五幕”中的人物对话。空白的脑袋用这么点东西来填充，太少了点，不过聊胜于无。即便这少得可怜的经过了层层把关筛查的电影，也还要被打折扣。在遮放人民公社成立的那天晚上，在空地上放露天电影《列宁在》。当放到瓦西里要下乡去征粮，临别时与妻子拥抱时，银幕突然黑掉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放映员用自己的一只无产阶级的大手，挡住了镜头中男女拥抱的画面，防止观影的群众受到不健康镜头的影响。这一举动不知是上级的刻意安排，还是这位革命的放映员的自发行为，总之，他把当时的文化审查把关贯彻落实到了极致。（劳动之余）
晚上要放电影，所以当天下午不像往日那样，到太阳落到山后头才收工，太阳还离山头好大一截，我们就收工了。大家一路小跑回到家，挑水、烧火、煮饭、弄菜，七手八脚弄好了饭，草草吃完，洗把脸，还换上体面点的衣服，勾肩搭背地就去看电影了。电影在遮放农场总场放，也是户拉分场所在地，离我们寨子不远，从公路过去大约四五公里，从小路穿过橡胶林也就两公里多吧。大家一路说说笑笑、蹦蹦跳跳，一会儿就到了，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电影在遮放农场开会用的一片大空场上放映，用水泥砌了一个一米多高的大舞台，前面立了个架子，电影银幕就挂在架子上。台子后面是一面高高的大墙。我们到晚了，台下已是熙熙攘攘，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好位置早已没有了，只好在银幕后面的墙根角坐了下来。这里离银幕也就10米，电影图像是反画面，而且十分模糊，但比在正面老远看还是要好些。不久，电影就开始了。照例先放个学大寨的纪录片，头上顶块白毛巾的陈永贵大叔，脸上布满了刀刻过一般的深深皱纹，老树皮似的，带领着农民干活；后面接着放《红灯记》。来看电影的有农场职工，还有附近的傣族老乡和知青，有好几千人。电影是单机放映，放完一盘拷贝胶片就要开亮灯，停几分钟换片后再接着放；有时几个点同时放，要等上一放映点的片子放完赶快送到下一个点，叫做“跑片”。一旦片子未及时送到，就只有等着。这时就是人们联络、交往的时间。各寨子及各农场的知青们互相聊天，小卜少、小卜冒们便忙着谈恋爱。一到放电影，小卜少们就打扮得花枝招展；小卜冒们带齐全套装备——手表一块、自行车一辆、缅甸绒毯一条、四节电池的长手电筒一支。他们汇集到露天电影场周围，热火朝天地找对象。一床毯子下两双脚，比比皆是。他们几乎不看电影，只是利用这个场合搞社交。除他们之外的其他人，却是专注地把电影从头到尾看完，才意犹未尽地散去。回到家，直到躺在床上，我们亢奋的心情还在延续，相互谈论电影的情节，大声哼哼“样板戏”的唱段，直到最后是谁说了句：“太晚了，明天还要出工呢……”这才安静下来。“小锅是铁打的”
刚到排六时，我们十几个知青是分到各家各户吃住。不清楚当时的傣族老乡是怎么理解的，我感觉我的东家是把我收容、接纳为他们家庭的一员了。当初，我听不懂傣语。但对东家的不少亲友，有的人甚至从缅甸来到家里，老爹弄、老咩吧就介绍我是新来的小儿子。其实回想起来，当时的日子挺好过的，只需出工干农活，家务事一点儿不用沾手，纯粹过着饭来张口的日子。早点带个撒了糖的糍粑，中餐、晚餐有菜有肉，三天两头杀鸡，下午出工前还在小扁箩里给我带点水果。日子久了，我有点过意不去，一次主动拿了桶要去挑水。走到半路，小卜少姐隆飞跑追来，抢过水桶不让我去挑，说是我去挑水，人家要笑话，她就会“哀奔”(傣语：害羞)。于是我就顺水推舟，乐得偷懒。说不清为什么，我们不愿老住在乡亲们的家里，盼着独立成知青户。可真正搬出老乡家，知青独立开伙，事情就麻烦了，才体会到“小锅是铁打的”。（知青小屋前合影）社里给我们知青搭建了一座草顶竹房，约五六十平方米，中间算堂屋；两边各一间，男左女右，各住了6个人，有6张竹床；另外还盖了一间灶房，砌了灶台，有两眼灶。此后，直到返城，我们排六知青就在一口锅里舀饭吃，不像其他寨子的知青，分成若干锅，各煮各的，而是名副其实的集体户。大家共同生活、劳动、学习，互相关心照顾，从不惹是生非。开始，我们轮流做饭，某人轮到做饭这天就不出工，负责给大家煮饭，同时捎带干点自己的事。农村没有星期天假日，每个人一个月大约轮3次。后来为了多挣点工分，轮到值日的人也照样出工，回来现做饭。值日者主要负责，别人也帮忙，七手八脚的，并不太耽误时间。但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遮放坝子不缺粮，遮放米饭敞开了吃，可是缺油、少菜、没肉。记得刚下乡的第一年，国家对下乡知青每月有十几元的补助，还有粮、油、肉的定量供应。但从第二年开始，这些都没了，真正是农民待遇了。先是每星期到四五公里外的户拉乡赶街买菜，逐渐钱不够了，买的菜老不够吃，就买咸菜。一星期吃一坛子豆豉，或是卤腐，有10多公斤，每顿都是米汤泡饭就咸菜。当地傣族人不大会种菜。社里有位汉族农民老郭，大约是年的青年垦荒队员，从昆明官渡区来的，在社里专门种了几亩菜地，所以隔几天还能分点菜吃。但无奈人多菜少，时常闹“菜荒”。为解决缺菜问题，我们做了不少努力，但米汤泡饭就咸菜仍是常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傣族地区人少地多，房前屋后有不少空地，要种菜跟社长打声招呼就行了。我们先后种过茄子、辣椒、蒜薹，都没有成功，原因是我们没有长性。开始的时候，大家兴致勃勃，种下后就不怎么管了。尤其是到了雨季，气候温润，特别利于当地原生的植物生长，杂草一天差不多长一寸，而种的菜却不怎么长。不勤除草，不久菜地就变成一片齐腰深的草地，到头来收获自然很可怜。经过总结经验，只能种“懒庄稼”。于是，我们就在猪圈旁挖了个大塘，拌上猪粪，撒上一把南瓜子，大家倒脏水时多走几步，就往瓜塘上泼。旱季一过，四五月，雨季来了，瓜藤满地爬。不久，瓜藤上开出一朵朵黄花。这时，我们又播下了第二批种子。瓜藤生命力强，不怕杂草争水争肥，逐渐结出一个个丰硕的果实，而且一茬接一茬。后来一段时间，只要在长满杂草的地里蹚一阵，脚下就能被大南瓜绊着，弯下腰抱回来，就是一道菜，爽啊！当年的中国农村，交公粮、卖余粮都是有指标的。7亿多农民终年辛勤耕作，8亿人民仍然吃不饱肚子。德宏是产粮区，公、余粮任务就特别重。大春种水稻，小春种麦子。傣族地区耕牛很多，每个男劳力，包括知青，都有一头耕牛，用来犁田耙田。全社除传统的原始农具外，没有任何农业机械。一开春就开始每天插秧，直到六七月，最早栽下的稻谷都可以收割了，有的田还在继续插秧。割水稻之后，又犁田耙田，种小麦、黄豆、豌豆等。按理说土地肥沃，农作物收成应该不错。但我们社的小麦，长得仅1尺多高，麦穗短短的，还有黑穗病。于是，知青们就向社长建议，改种蚕豆。社上采纳了，就在收割完的水稻田里，大面积种下蚕豆。种蚕豆省工省力，不用犁田耙田，中耕管理也简单，还可以把以往大片的空地利用起来，一个劳力一个工就可播下一大片。地肥土好，蚕豆长得挺壮，收成很好；而且豆类的根瘤菌还可以肥田，提高土壤肥力；还有就是豆壳、豆秆可以制成豆糠做猪饲料，一举多得。况且蚕豆亩产也比小麦高得多，我们知青也用蚕豆缓解了菜荒。从开始结荚，还没长出豆子时，就用豆荚当菜，中间阶段的青蚕豆最好吃，一直吃到豆子壳老到剥不下来，用锤砸开煮酸菜豆汤。几个月的菜就有着落了。这段经历给我带来的副作用，就是以后很多年不愿吃南瓜和蚕豆，吃怕了。至今我还留下一个心结，就是没有种出洋丝瓜来。当时我特羡慕老乡家种的洋丝瓜，藤爬得满墙都是，结出的瓜真是硕果累累。但我先后几十次用老丝瓜留种种植，不知是何原因，均以失败告终。点豆腐和炸鱼
知青同农民的区别在于知青们比农民多掌握了一些文化和科学知识，只要善于思考和灵活运用，就能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发挥作用。我们排六的何竞平，就是这样的聪明能人。社上分了些黄豆，以往就是把黄豆泡发了，用盐水煮熟当菜吃。试着捂黄豆芽，不知是水还是什么原因，芽没发出来，豆却霉掉了，老不成功。何竞平从农场的石灰窑要来几坨生石灰，放到火里烧成熟石膏，再用碗调成石膏水。把黄豆泡透，再到老乡家的石磨上磨成浆，过滤后放到大锅里把浆煮沸，把调好的石膏水掺进去轻轻一搅，几分钟后用支竹筷插进去，竹筷立住了不倒，一大锅水豆腐就点成了。又拿块白布，舀出水豆腐包在里面，压几个小时，一大块板豆腐就做成了。虽说磨豆子很辛苦，但是在农村能吃上自己点的豆腐的确很难得，这都得益于何竞平的知识与智慧。后来不少老乡都来找“宰小何”(傣语：小何哥)要石膏，并学着自己点豆腐。我们排六的田分布在芒市河两岸。芒市河下游汇入龙川江、弄坎江、瑞丽江，经缅甸伊洛瓦底江汇入印度洋。每年雨季都有不少鱼溯江而上，由印度洋到芒市河来产卵。待大水退去，遮放坝子里的沟沟岔岔，以及大大小小的芦苇塘里就会有不少鱼。一到农闲，人们就去捕鱼。一次，何竞平要来两管炸药，可能是农场开荒炸橡胶树坑用的。我又从水库大坝工地弄来了雷管和导火索，准备到芒市河炸鱼。以往农场的湖南籍工人或老乡，在炸鱼时是把炸药和雷管塞进竹简里。何竞平根据“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的物理原理，认为竹筒的绵性会减弱爆炸威力，于是找来个大玻璃药瓶，把两条蜡纸包的蜡烛状的炸药装进瓶里，中间插进雷管，接上导火索，瓶口再用蜡封严，防止进水。几个老乡带着我们来到芒市河一个河湾处，说这里鱼多。我们脱了衣服，穿好游泳裤，准备下水捞鱼，炸药瓶留了约1寸长的导火索。一个老乡点着了香烟，抖手抖脚地点着了导火索，并把炸药瓶投入了河湾处。所有人紧张地躲到了河堤后面，左等右等过了五六分钟，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我怀疑炸药被水泡湿不会炸了，就上了河堤向下张望。正在这时，一声闷响，像地震一样。我感到五脏六腑全被抖散了，脚一软瘫坐在地上。过了一会儿，水中涌出一朵黑浪，接着一个又一个，一个比一个大，后来还掺着白花花的东西，仔细一看竟是一条条鱼。大家欢呼着纷纷跳下水捞鱼，抓着鱼就往岸上扔。可是我发现多数鱼都是被震昏的，手刚一碰，鱼一转身就游走了。如果当时有工具，就能多捞很多鱼，结果我们(包括老乡们)一共也就捞起了几十斤鱼，大部分没弄上来。后来听说下游老远的地方，都有人捞到了我们炸的鱼。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痛痛快快地大吃了一回鱼，至今大家对此事还一直津津乐道。评工分
平心而论，我至今仍对当年傣族乡亲们质朴善良的胸怀感慨不已。非亲非故，他们却敞开博大的胸怀接纳和照顾了我们，把我们当做自己的孩子加以呵护。而我们当时还太年轻，并未觉悟这份情谊的深厚和凝重，不懂得珍惜，有时给他们添的乱甚至比干的活儿还多。“文化大革命”期间，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可城市里多半是抓革命、不生产，农村则相反。因实行的是工分制，工分把农民牢牢地捆绑在农田里，没有工分，农民就要饿饭。也正是实行了工分制，使动乱了10年的中国没有断粮，人民还保证每月有基本口粮。下乡日子长了，我们知青也体会到了工分对于农民的重要：分、分、分，农民的命根。傣族乡亲们对知青既有关照的一面，有时也有农民自私和狭隘的一面，这在评工分时表现得淋漓尽致。社里每月评一次工分。每到评工分这晚，社员到得最齐，也最认真和专注。一般是念到某人姓名及当月出工数，其他人说出个分数，众人一附和，这人这月的工分就评定了。我们刚去那年，排六的工分值是每10分1.11元，后来几年也在1元上下。这在当时中国农村算是比较高的。评工分大体标准是：男劳力8.5~9.5分(一般没有满分)，女劳力7~8.5分，半劳力如放牛的孩子4~5分。我们刚下乡时，每月大体5~6分。年终结算的时候，用全部的经济收益，除以工分总数，得出工分值。农民文化水平不高，但都知道分母越大，分值就越低。（丰收的喜悦）记得那天刚吃完晚饭，社长又敲竹梆了，社上今晚要开会。社员大会，照例先由社长传达公社会议精神。由于社长没文化，不会做笔记，加上汉语又懂得不多，往往当时自上而下逐级传达贯彻的指示，到了我们社长这一级，从无例外地成了：“毛主席说，抓革命，促生产，生产要抓紧……”最后带头喊口号:“打倒段华民!”(估计段华民是县长、县委书记之类的人物)而后就开始评工分，社员一个个评完后，轮到知青时，就出现了异常。知青的工分被压低了很多，最高的评了个4分，其他的2分、3分。评到我时，由于我去串“外五县”，当月只出了两天工，竟然给我评了1分。连放牛的七八岁娃娃们都评到4分，我感到这是对我们的歧视和侮辱，愤然站起身，说道:“太嘈耐(昆明方言：讨厌)了，我不要，给你们了。”说完就走出会场。其他知青也全都愤然离场。第二天，我们所有知青就去畹町玩了一天，回来直接去户拉乡反映情况。谁料到乡长岳老三还没听完我们的诉说，就开始了他的狂喷。岳乡长虎着脸，大声斥责着，唾沫星子像喷壶酒下的水一样四下飞溅……投诉无门，我们只得“罢工”了。排六寨子小，只有18户人家，劳力不多，田多地广，一下少了十几个知青劳力。过了10多天，社长有点扛不住了，登门求我们出工。我们有的人出去串寨子找同学玩，在家的几个人，因他不谈及工分这个实质问题，对他是爱理不理。他先后来了两三次，都碰了软钉子。我们就坚持一条：不给个合理的说法，坚决不出工。约莫过了一个月，副乡长方岩和一个汉族干部由社长陪着来了，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后，认同了我们同工同酬的要求，交代社长上个月的工分重新评，大体掌握在6分到8分半的尺度。我们也见好就收，第二天，所有人高高兴兴地出工了。以后几年，再没在工分的问题上发生什么纠葛。年终分配时，扣除了社上分的一切实物，如粮食、柴火、蔬菜、杀牛时的肉、小榨房的红糖等，折价扣清后，每个知青都能分上几十元钱，二三十、六七十元不等。后来我去了公社水利工程芒里大坝工地，几个月后又到乡办的“户拉乡联合企业”木工组，按规定，外派壮劳力记满分，所以挣工分多。傣族人不愿离家外出，就便宜了我。最后年10月我回城时，竟结算拿到了元6角，大大方方地花好几十元买了一手提包茶叶带回家。晃眼已40多年过去，我们多已年逾花甲，但我当年下乡插队时的青春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刻骨铭心。滇缅公路公里——排六，我人生的第一个里程碑。(作者原系潞西县遮放镇户拉乡排六寨昆明知青)
友情提示：
讲好芒市知青故事，表达真挚感恩之情。欢迎当年知青下乡所到乡镇及相关媒体平台，转载发布“芒市知青故事”栏目相关文章，用好芒市知青资源，助推芒市更好发展。转载时请注明转自“史话芒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