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少川与吕红
采访人：江少川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
国际汉语应用写作学会理事，世界华人开放大学文学院执行院长
导读：人的生命其复杂性来自于多元化、差异性，新移民作家打破了本土创作的封闭性，努力汲取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显示其独特的跨文化的文学艺术价值。比如题材问题，新移民作家由于脱离了本土，来到了“天外”，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除了国内的经历，更有许多国内无法经历到和感受到的另一个世界的广阔天地和特殊的海外传奇，这极具开发价值的富矿，正是他们所珍贵的人生财富。
海外作家群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变”，主要是因为作家思想在多元文化中不断变化和发展，产生出新的灵感和表现手法。也就是说，透过现代人的观点，在如此博大的情怀和视域下产生的作品，自有其深广的腹地；海外文学创作往往兼容多项素质，并且不自觉地注入了“多元化”的必然性：在形式上，有典范与新锐的并呈；在内涵上，显示出不同的视野或焦点；新移民作家以不同的方式来诉说命运的跌宕起伏和经验的细微感知，既包容又专精，既多变又执着，形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丰硕景观，创作实力不可小觑。目前还有很多题材和内容有待深入发掘，好好梳理，才能创造出有深度和厚度的文学经典来。
吕红小传吕红年在路上
吕红，现任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会长，美洲华人文艺杂志《红杉林》总编辑，中国侨联文学艺术家协会海外顾问，美国俄亥俄大学研究员，高校客座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美国情人》、《尘缘》，散文集《女人的白宫》，小说集《午夜兰桂坊》《红颜沧桑》，长篇传记《智者的博弈》等。作品入选《美文》《美国新生活丛书》《解密美国教育》《一代飞鸿》《世界华语文学作品精选》《华夏散文选萃》《海外华文文学读本?散文卷》等。主编有《女人的天涯》《新世纪女性文学奖作品精选》《跨越太平洋》等。曾获多项文学及传媒大奖，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嘉奖，并获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美国国会参议员、加州参议员及众议员、旧金山市长和参议会主席等颁奖。吕红年在海南省图书馆讲座
江少川：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从发生学的角度考虑：新移民文学为什么会发生？你以及你的文友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移居海外的新移民作家，有的在国内已有作品问世，有的是学中文的，更多的人以前从未搞创作，为什么出国后会拿起笔从事创作？
吕红：就我主编的海外文学刊物来说，常常接到许多来信来稿，既有名家亦有新秀，甚至有过去从未做过文字工作的科研人员、硅谷工程师等。这让我很感慨。新移民文学是在一定条件因素影响下产生的。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大批留学生、华人移民海外，加之报纸副刊林立、网络兴起，为无数非专业写手提供了自由抒发的天地。
因为新移民要为生活打拚，仅凭着一番热忱利用业余空隙默默耕耘，其题材与移民生活和情感有关，与漂泊身世和海外奋斗经历有关。作为移民，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必然要面临各种问题，首先是生存压力和身份问题。而异国他乡的丰富生活题材，让新移民作家从直面“边缘人的人生”，到探索挖掘“人性”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全部张力和丰富深邃的内涵。
或许因本人所担任的角色不同吧，身不由己的是既创作同时也做研究。我觉得，移民在迁徙异乡的漫长过程中，虽然可以跨越地域疆界，获得一个新地方的居留权或身份位置，却无法从精神上获得归属感。也就是说，移民获得“永久居民”或“绿卡”，并不等于建立了真正的文化归属。有时甚至感觉身份更尴尬和更模糊。即产生所谓的身份困惑：既疏离于故乡，又疏离于异乡。那么文学的特性就是在这多元而复杂，原民族性与当地本土性的交错、冲突与融合中凸显。新移民作家试图通过作品超越地域或其它精神藩篱，去重建新的文化身份。
作为主编，从大量来稿中我常常能够感受到非同寻常的才思、近距离感受和触摸淋漓尽致的心脉律动，或是鲜活灵动的形象。作家们从东西方经典中生发新的创作灵感、新的故事结构，亦变幻出新的艺术感觉或文学意蕴。目前在海内外有影响的新移民作家，还是那些坚持不懈、有相当阅历并且文字功力扎实，活跃在海内外平面媒体或网络的文坛精英。
江少川：是什么机缘让你去美国，最终成为新移民作家的？
吕红：应该说，这似乎是个很简单又很复杂，深想起来其实很纠结的问题。我在散文集《女人的白宫》后记中说过，在我访问人家时，人家也在问我：你怎么来美国，又为什么会留在美国？三言两语怎么可以讲的清这样一个牵扯许多因素的问题呢？
早年气盛而又懵懂的我，若抓住命运给予的机会，人生当重新改写。可是当时根本觉得自己的脚，没必要踏上一条遥远的路。热爱华文写作的人，干嘛要到另外的国度去发展呢？岂料，多年之后，我还是走近了美利坚---当初被一个清高的女孩斩钉截铁断然拒绝的地方。
当然，访学交流与移民他乡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只是随意看看走走，没什么心理负担；而后者，就需要勇气，要有长期打算。因为你不知道前面路途会有什么样的艰难挑战？运气是好是坏？我曾对高校研究海外文学的与会者笑谈，说感觉就像走在独木桥上，往前走很难，往后退几乎不可能；有随时掉下去的风险，这是很考验人的耐力的。
最初阶段有“寄人篱下”的漂泊感，纠结着，想要诉说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强烈，而以文字为生的人，还有到哪都改不掉的毛病：用笔倾诉。要找到心灵安放处，于是，就有了瞬间感悟，有了真实或粗疏的文字。文字就是我娓娓的倾诉。
毋庸讳言，从东方到西方，从奇妙的旅程到艰辛的历程；从短暂的停留到落地生根；对我头脑产生的震撼，对人的改变是巨大的。我常常笑自己是个心血来潮的人，在莫名其妙的机缘下有时就做了另类的选择，包括出国什么的。人家热衷时我无动于衷，人家觉得该安稳了我却到处飞。有人说，在我这里发生任何奇怪的事情他们都不会觉得奇怪，我的我行我素总是超乎一般人的思维习惯。随着对美国社会的了解，也是对自己情感与理智难分难解而充满矛盾的思路分析，从表层观光转到深层透视，也就从散文随笔进入中长篇小说创作。从非虚构到虚构的艺术嬗变过程中……
但从心态来说也并不觉得从此就定居在某处，总是有一种彷徨不定的感觉，不知道未来究竟如何，不确定的因素仍然很多；路总是很漫长，似乎永远在路上，在远方……当然，从创作角度来说，母语语境对华文文学创作比较有优势，但海外具有另一种不同的视角，可以多角度看艺术，多层面看社会看人生。人生嘛，也就是潇洒走一回吧。
无论如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吕红年与王朔、刘震云、池莉等在东湖
江少川：你们出国前，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从文学思潮而言，经历了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等思潮的变化与更迭，你们的创作是否有意或无意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
吕红：我出国前已经是作协签约作家，在创作手法上，曾尝试过新写实、先锋和魔幻现实主义、以及现代拼贴风格等，这也是受各种思潮冲击各种文学流派影响所致，属浅尝辄止。受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西蒙波娃，还有杜拉斯等的影响，女性意识已很鲜明，有多篇论文见诸报刊。
记得最早我参加首届女性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在年，即第4届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前，人称“会前会”（当时最活跃的女作家评论家都聚集在此）。女性意识多少也反映在这一时期文本创作中，如长篇小说《尘缘》节选发表在《芳草》等刊物，中篇小说《红颜沧桑》《曾经火焰山》《调色版中的世界》《曝光》、短篇小说《一封终未发出的信》《今天是愚人节》《商情、伤情》《云中梦》《生死之间》等，或多或少留下印记。到美国后又陆续发表了《美国梦寻》《漂移的冰川和花环》《怨与缘》《日落旧金山》《英姐》《微朦的光影》《那年春天》《流逝》《不期而遇》等，从不同侧面刻划了各类女性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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