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斑风 http://www.baidianfeng51.cn/baidianfengluntan/index.html

兰桂坊的忧郁

文

也斯

一九九四年五月，一位住在香港的丹麦诗人朋友伊历嘉?居妮斯来找我，说她们打算在兰桂坊的艺穗会举办每月一次的诗朗诵，邀请我参加。这群外国朋友自称为PartnersinRhyme，来自欧美各地，大多用英文写诗，在香港从事不同工作，有在报馆当记者，也有当酒保。他们其实过去在兰桂坊另一爿酒吧“后九七”搞过诗朗诵，我也参加过。餐牌上还印明每月的诗朗诵节目，规定朗诵时不送酒上菜，每位朗诵的诗人送回两杯免费酒作为报酬。

我这晚在艺穗会念自己诗的英文稿，不免有点感慨。我当然更喜欢用自己的语文读自己的诗，但近几年来，有机会被邀读自己的诗，却往往是在外国，如在牛津的文学会议上，或者是在兰桂坊的酒吧这样“洋化”的地方。中文诗的写作和活动，没得到什么支持。这自不免令人想到香港文化空间的种种问题。

·无家可归的诗

一九九一年初，香港有一所出版社邀李家升和我做一本以香港为题材的诗和摄影的书。我们很有兴趣合作这样一本书，因为我们写过香港的诗，拍摄过香港的种种，更想用一本书去组织我们对香港现在的看法。只不过我们不想像游客那样浮光掠影猎奇，也不想单纯地绘画一幅健康乐观的图像。（要呈现香港，总有那么多问题！）出版社基本上同意了，只是说如果诗是难明的，或可补以散文的解说。

一九八九年以后香港基本上已没有出版社愿意出这样的书，我们都珍惜机会，希望好好做出来。那年夏天我得到一份奖学金，到纽约研究电影半年，家升后来也到纽约去，我们又一起到东欧去，然后回到香港。书的轮廓在旅途中逐渐成形了：从香港开始，也看外面的世界，也从外面回望香港，希望从接触和比较，可以进一步说说香港的问题。

书名我们叫做《家》，因为香港是我们的家，也因为我们过去合作过《广场》的诗和摄影，《广场》连起《家破》和《家具》这《家》的组诗。此外我们在旅途中也看过许多人的家，教堂像是信仰的家、图书馆是哲学的家，至于布莱希特和卡夫卡的故居呢，令我们想起这些艺术家怎样工作、怎样生活、怎样置身在他们各自的社会和文化之中。我总是羡慕人家有一个舒适明亮的家，安放好书本、收集了各地旅行带回的民间艺术，可以在那里与来访的朋友喝茶谈天，晚上好好地静心工作。在香港一切都似是过渡，大家搬来搬去，工作辛劳、前景迷茫，朋友移民他去，亲人离散，总像难寻一个可以安稳地生活和工作的家。

我们带着完成的初稿在一九九二年初回港，交给了出版社，才发觉情况已经不同。出版社的杂志和书籍多少改变了风格，我帮忙编的两本大陆作家的文学书销路并不好。发行方面有困难、有压力，我们的书总之无法出版了。我可以理解，在香港目前的情况下也无法苛求。只不过，带着我们对香港种种意见的诗和摄影找不到归宿，散乱地扔在抽屉和影室的一角，变成无家可归的诗与摄影了。

在香港，为诗找发表的地方一直就不容易。虽然不同圈子的爱诗朋友都办过诗刊，一份停了又一份，像《诗朵》、《风格》、《秋萤》、《诗风》、《新穗》、《九分壹》等等，也可说不绝如缕了。即以家升他们创办的《秋萤》来说，由早年的油印到铅印，停了又办，办了又停，改为海报形式，最后改为明信片形式，每期由八帧明信片连起来，印上诗画，既摆在书店出售，也放在画廊寄卖，希望读者看了，还买来寄给朋友，也可说借助现代设计和媒介的特色，来推广文艺了。

在这些刊物发表，像在好客的人家作客，真有宾至如归之感。但刊物关门，不同的意见逐渐难找地方发表，诗也就无处可去了。有政治倾向的刊物有它的限制、小圈子的同人刊物有它的排他性、不同的园地会有不同的把关者，吹捧他们自己那一套。逐渐你会发觉不是那么容易说自己想说的话。结果可能宁愿把诗发在非文学性的杂志上，像《电影》、妇女杂志《妍》、摄影杂志《娜移》、文化评论杂志《越界》等，为了要能畅所欲言，反而要策略性地把会惹起争论的东西发在商业综合刊物上、把实验性的东西发在小刊物上。

写作是为了表达意见、抒发感情、与人沟通，但香港作为写作的环境的确愈来愈不理想，发表在综合性的刊物上，作品被刊物自我检查、删改，或因编者的疏忽、美术编辑的轻狂、校对的固执而变得面目全非，也是常有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别感到寄人篱下之苦。

在香港写作这么多年，最近可是愈来愈感到专栏的水准低落，不负责任的意见充斥，流行言论愈来愈张狂，要发表不同想法愈来愈难。香港是我的家，写作是我的本行，但我的家好像也变成一个陌生的地方，找一个地方说想说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为了希望这地方可以成为一个可以好好生活下去的家，我们都扮演了各种不同的角色。比方当一个教师，教人阅读与分析、分辨与思考；比方写专栏，做一些文化评论的工作，希望可以澄清误解，提出不同的看法；比方参与大众文化的工作，与其他媒介合作。我们不能再像早期的前卫艺术家那样孤芳自赏对抗群众，而当你理解整个地方教育的偏侧、传媒的权势、意见如何受到播弄，若果你仍想有所言说，到头来总不免有点像是站在人家门外发言，有时还不免享了闭门羹。

我的无家的诗，后来倒有一些被人收留了。一位美国诗人和翻译家哥顿?奥城，邀我合译了我四十首诗，他写了个前言，阿巴斯先生写了个长序，奥城又与我就香港文化以及我的诗作了长谈，收编成一本小书CityattheEndofTime（《形象香港》），在一个文化研究的丛书中出版了。感谢文化研究，我的一些未得以结集的中文诗，流离失所之余，好像暂时在外地找到个家了。

也许你会想到我们一些朋友（其中当然也有诗人），因为觉得香港愈来愈难安居，不得已移民海外。其实，对于他们和对于我的诗来说，现实的迁徙，在其他文化中安顿，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如果我觉得家园变成陌生地，那并不表示所有陌生的异乡都可以轻易变成家园。人的远迁异国，正如诗文之翻译成另一种语文，都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冒着丧失自己被吞没的危险。

我记得有许多个下午，在兰桂坊的“四季”或是“艺穗会”这些地方，我们来回斟酌文字。我们反复商量，如何才可以既不夸张又不抹煞？怎样才可以保持原来我的文化中的意思，但又不致对于另一文化的人显得毫不可解？怎样可以找一把异乡声音，而又不致矫揉造作冒充他人？我可以在外面的文化里找到一个家吗？

翻译又变成是新的创作，困难重重，轻易碰上新的疏离。

·兰桂坊的忧郁

兰桂坊好似也是个好背景，适合作这样的对话与商量。它本是个山边的平民住宅区，早年人们在这儿卖花卖布，又说山脚众水，撮合姻缘的媒人生意兴隆。战前平可的小说还写过这地方的旧貌。

一九七○年代就有些艺术家朋友，比方李家升和梁家泰，在这儿租地方开摄影室；实验剧团“进念”也曾在这儿驻足，大概因为这儿接近中环，而当时租金还比较廉宜。云咸街原来牛奶公司的殖民地建筑，现在已变成外国记者俱乐部和艺穗会的所在。一九七八年第一所Disco在这地区开办，一九八○年代以来欧陆风味的餐厅和酒吧陆续开张，就有优皮杂志把此地称为“香港的蒙马特”。

这类说法总使我想起最近戏剧论坛上“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的话，他说香港戏剧的长处是你可以在此地看到百老汇等外国最新戏剧的翻译本，而本地剧作家最大问题是他们用粤语写作，有碍于走向世界。照他的说法，香港最好的东西就是不是香港的东西，而“世界”就是一个用以取代“本地”的理由。对我们来说，当然不觉得搬演西方的皮毛可以代表香港戏剧的长处，同样我们也不会觉得置身中环这一块地方要假装是在外国。

当然，一般来说，大家都觉得兰桂坊是最异国情调的地方。商人投资开办的新餐厅和酒吧，都用上特别遥远的地名：贝鲁特、非洲、加州、中央公园、印度支那、卡萨布兰卡，那些遥远的空间也带来遥远的时间：旧日的殖民地、殖民者记忆中永留的刹那、世纪末的颓废、面对巨变的时空的边缘地带、老带着异国情调。这儿有卖奥国菜的“莫扎特”、泰国菜的“丝绸”、德国啤酒馆、有以甜饼出名的“美国批”、有水准相当不错的“爵士俱乐部”。

喜欢五十年代旧歌的店主开了“五十年代”，有时还会自己下场引吭高歌。时间可以是怀旧的过去：五○年代、六○年代；酒吧的名字可以是年前难忘的时刻；可以是超越未来的九七、后九七。危机与玩笑、颓废的纵情与健康食物、古今中外的不同时空，好似毫无禁忌地挤在一起。它有趣的地方，正是世界与本地相遇，意大利餐厅旁有日本小吃、酒吧隔邻卖鱼腩粥，在最不是香港的地方香港的现实又在街头巷尾浮现出来。

香港是什么也难以界定。走上去荷里活道那儿，可见古董商在橱窗放满秦俑或唐三彩瓷马招徕游客。外来游客，不管长居短住，也在这儿找到摹拟的家乡。好奇的年轻人在这儿一瞥西方的潮流，回港的留学生在这儿回忆外国生活。

但兰桂坊又不仅是如此而已。本地艺术家在附近搞过“十二吧”、QuartArt这类地方，想创造另类的展览空间。一群本地中青年创办的Club64亦是艺术家出没的地方，有展览和论坛，亦有人在这儿讨论周年的纪念展览，游行回来喝一杯酒。这儿华洋杂处，还没有一帮人控制全局，不似官方的剧团被外来的主管霸占了作威作福，不似同人杂志排斥异己。这公众空间基本上还可以容纳不同意见，来自不同阶层的人都有。门外临时摆起的桌子也许摇晃不定，却没有势利的优皮挑剔别人的身世。

这地方不是蒙马特。我们也无需把它浪漫化。事实上黑社会渗透的事时有传闻，毒品的问题亦存在的。表面上华洋杂处没有问题，但几年前的平安夜，也发生过殴打外国人的故事。兰桂坊显然是在这个殖民地政治与经济运作之内，并不是一幅孤立自主的空间。

文章选自《也斯看香港》，花城出版社，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