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市——神奇黎明之城，生态宜居圣地。如花的史实盛开在古老而淳朴的土壤里，请随“史话芒市”一起探索发现那充满希望的火炬冉冉亮起......

芒市有多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和居于斯、业于斯的人最想表达；芒市有多好，曾经岁月如歌挥洒青春热血的芒市知青最想赞美。芒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他们带着一腔热血和激情，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芒市插队落户和屯垦戍边，与芒市人民同甘共苦、建设“第二故乡”，为芒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奠定了坚实基础、结下了深厚友谊，是芒市人民最为宝贵的重要精神财富之一。芒市人民将永远铭记他（她）们、感激他（她）们、祝愿他（她）们。为纪念他（她）们这段珍贵的历史，表达芒市人民的感恩之情，更好地激发全市各族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强意志，芒市委党史研究室特推出“芒市知青岁月”栏目。本周推出第17期，饶昆生：蹉跎岁月的往事║遮放镇知青║(潞西县知识青年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合影)

蹉跎岁月的往事

饶昆生

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父亲在昆明市电信局被打成“走资派”“特务”，几经挂黑牌游街批斗后，被关进了“牛棚”，此后近7年都未见过他的面。母亲和我们5个兄弟姊妹背上了“专政对象家属”的沉重十字架。年年初，我和弟弟妹妹共4人灰溜溜地被迫下了乡。小妹是小学毕业生，本来应招工进厂，但因为父亲的问题，就连云南纺织厂、昆明纺织厂都不要她，只能到西双版纳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去。我和大妹妹到潞西县，大弟弟到陇川县。到了潞西后才知道，凡是“八派”（云南“造反派”胜利者）知青分到坝子，凡是“炮派”（云南“造反派”失败者）知青分到山上。好在我是“逍遥派”，加上在潞西县工作的叔叔找了他们单位“八派”的头头，到县革委走了门路，我和妹妹才被分到风平。考虑到以后如果有个变动，两兄妹待在一起不利，我便转到了遮放，被分到户弄乡团结社。团结社有20个知青，来自6个不同的学校。大家初来乍到，彼此都还客气，开始全都同吃一锅饭。日子长了，矛盾突出出来，直到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分了锅。在此情况下，我转到了隔壁的芒里社。这里的知青团结和谐，从未红过脸、吵过架，插队几年一直吃一锅饭，直到知青走完，这在“外五县”知青中是少见的。“文化大革命”中一起学中医的好友冯永胜也在芒里，芒里成了我温暖的大家庭。“文化大革命”中因父亲的问题，我不敢参加任何“造反派”，在家“赋闲”，学习中医。下乡前，我学医的师傅沈国达写了一首《清平乐》送我：“荷锄青山，怀志存高远，历艰无愧花正红，莫把青春闲看。稻豆麦医六畜，粗茶淡饭粗衣，茅庵广宇住惯，怡乐自在苦中。”这首词几乎是我插队几年间的座右铭。那些年，农村搞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很吃香，能当一名赤脚医生成了我当时的美好向往。

二

在团结社第一次出工是扛竹子建房。要把七八米长、碗口粗的大龙竹扛上肩，送到将近半公里地远的社管会。傣族男青壮年怎么扛，男知青也咬咬牙，照样扛起来。几天后评工分，傣族男劳力全是10分，男知青只得六七分，一问女知青更惨，只得四五分。当时我们和队长大吵起来，傣族老乡和知青都群情激愤，冲突一触即发。知青李国良出面做“好人”，几经斡旋，事态才平息下来。后来我在知青中鼓动，说“老傣”搞同工不同酬，违反党对知青的政策，明天大家一起到县里告他们。20个知青当即附和。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从遮放走了近45公里路，来到芒市。我们人还未到，遮放公社的电话早就打到县里。县革委会如临大敌，把我们挡在大门外，只让两个“谈判”代表进去。我肯定是其一，昆明八中知青陈惠安也愿为其二。其余知青见此阵势，都作鸟兽散，逛街的逛街，找同学的找同学去了。和我俩“谈判”的是路西县革委会副主任、军代表夏某某，他操着北方口音，厉声吼道：“你们不好好劳动，跑到县里来造反！一看你们就像坏头头。我潞西县18万人民什么时候想给你们戴高帽子，就给你们戴高帽子。先关起来！”我们尚未开口，就被关进一间空房里。心里想着，真是背时，搞不好要去坐牢。直到傍晚，才把我们放出来。那时节，“枪打出头鸟”、“造反的不得好死”（鲁迅语）、“树倒猢狲散”……这些格言警句不停地在我脑海里回荡。隔了几天回到社里，我们只得灰溜溜地出工。在田里见到队长，他咧开大嘴，笑得露出了大金牙（傣族男子喜欢镶金牙），显出很得意的样子。我心里只有恨，恨队长他们歧视知青，恨团结社知青不团结、不敢承担责任。但恨是不能表现出来的，因为表现出来，队长更要扣你的工分。以后团结社知青的工分依旧：男的六七分，女的四五分。直到我转到芒里后，工分才和傣族老乡的一样。

三

在团结社时，傣族老乡听说我会针灸，常有人来求治。一天，队长谢二香的母亲来找我，说她头痛几十年了，什么头痛药吃了都不管用，让我给她打银针。我找准她的太阳穴，深刺后捻动起来，她说舒服多了。不料当拔针时，她的太阳穴下顿时肿起半个馒头大的血泡。我倒吸一口冷气，想着这下闯大祸了，忐忑不安而又不着边际地问：“好点吗？”她说：“头不痛了，昨个有个包？”我含含糊糊地说：“会散的。”她跌跌撞撞地回去了。当晚，我老是心惊肉跳地想着白天的事，万一老奶死了，肯定要把我抓起来；干脆当缅共去（这是当时有的知青无路可走时选择的路子），但去了父母怎么办？弟弟妹妹怎么办？迷迷糊糊地熬到了天亮。老天保佑，奇迹出现了，第二天，老奶头上的血泡不见了，但皮下淤血，半个脸是黑的。她笑眯眯地对我说：“宰小饶（傣族叫小伙子为宰），头倒是一点也不痛了，咋个脸是黑的？”我又含含糊糊地说：“隔几天就没得了。”一周后，她脸上的淤血全散去了，她逢人便说我医好了她几十年的头痛。我心想，是瞎猫碰着死老鼠——巧合。

（赤脚医生出诊）

在芒里，傣族老乡有个大病小病的，总爱来找我和冯永胜询问或治疗。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队上的“摩雅”冯老四把我和冯永胜叫到副队长家，只见副队长捂着肚子，在地上乱滚，痛得豆大的汗珠从头上簌簌而下。冯老四抖声抖气地说：“阿托品、杜冷丁都给他打了，痛得更厉害，所以才来叫你们的。”冯永胜慌了，我也心存恐惧，但还是不假思索地在副队长的中脘、足三里穴上深深扎进了3颗3寸长的银针，用力捻动起来。副队长的喊声停止了，平静下来，眼睛干转干转的，突然，“嘭、嘭、嘭”连放了3个臭屁，一头子坐了起来，拉着我说：“宰小饶，不痛了！”冯老四连声称奇，冯永胜也交口称赞。此后，每逢副队长家杀猪杀鸡，他总叫我和冯永胜去，坐在上八位喝酒。我俩“医术高明”的名声也就闻名遐迩。

最难忘的是知青户邻居家的小姑娘旺本，她身躯瘦削，寡白的脸上有一双哀怨的大眼睛，只有见到知青时才露出兴奋的目光。每当她家的菠萝蜜熟了，她总给我们送几个又大又香甜的来。她喜欢知青户欢乐的气氛，总来听我们唱歌、玩乐器，听我们吹牛谈天。记得是农忙时节，冯老四来告诉我们，说旺本的病诊断出来了，可能是白血病，现在急需输血，她的血型是A型，有点难找。碰巧我也是A型血，我和旺本坐上冯老四赶的马车，医院。验血后，医生抽了我一大管血输给了旺本。我只感到全身无力，热烘烘的，头也空空的。在回寨子的路上，一缕缕阳光，透过路边的大青树，洒在旺本洁白的瘦脸上。看着她那双黑亮黑亮的眼睛，充满着求生的希望，我顿时觉得马蹄的滴答声仿佛成了奋进有望的乐曲。但是没有多久，旺本还是死了，血癌夺去了她幼小的生命。死前，她数着一个个知青的名字。得知她的死讯，寨子里的女知青大都哭红了眼。我们虽然治好过许多傣族乡亲和知青的病，但世上治不好的病还有很多很多。

四

下乡3年，我什么农活都干过，最头痛的莫过于堆谷子和薅秧。堆谷子时，要把谷子码成谷堆，架上长梯，每个人用麻布包头，顶着几十公斤重的谷子登着长梯送上谷堆。每个人要往返无数趟，直到把谷子堆到七八米高才算完。只要踩空梯子，必定把腿脚扭断，真所谓两股战战，如临深渊。这是男劳力都怕都躲的农活。薅秧虽然劳动强度不大，但每天从早到黑，都要弯着腰，泡在水田里除杂草。蠓虫叮脸，腿脚泡肿，腰背酸痛。这样简单的重复劳动，要持续一个月左右，让人干得发咆噪。

（拎海（放牛））

我最喜欢的农活是放牛，把牛赶上山后可以看书。许多中外名著、中医书，我都是在放牛时看的。最高兴的事是捞“??工分”。一次，队里要搞“红海洋”。我一个人用了一周时间，把寨子前的一面大照壁、社管会的所有墙壁都用红油漆写上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每个字约半平方米大，是标准的仿宋字。年知青返乡时，有的字迹还依稀可见。还有一次是到乡上参加集训，天天听别人念稿子，两顿饭大鱼大肉是少不了的，还能喝酒，挂的都是全工分。但和少数参加建设“政治边防”，或是长年累月在公社当秘书、学毛主席著作而得“??”工分的知青比，还是相差太远。

两年多的插队（我在年8月被招工回昆明）时光虽不算长，但除节日和赶街天得闲外，几乎每天都要“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农活。这段期间，辛劳抑郁多于欢乐安逸。鲁迅笔下的闰土可能就是这样炼成的。那时最怕接到家中的来信，因为信上总是写着“你爸爸还被关着”。也怕听到别人的家讯，如冯永胜的爸爸被下放到晋宁山区；中学同学李肇璋的父亲被遣送到永善；胡医院中医科主任，因为参加过国民党，被遣送保山等等。

五

知青用《八角楼的灯光》的曲调改编歌词唱道：“我站在高黎贡山，望家乡。可爱的春城呀，总把你向往……最怕接到家中的来信，不知父母疏散到何方……”唱出了知青想念家乡亲人的真情。昆明知青还流传着：“只要能回昆明，就是挑大粪扫街心都干了。”为了回家或是能离家近一点，我曾和好友冯永胜商量过，转到晋宁当农民；也曾想过像团结社知青范木忠一样，到昆明附近农村“上门”去；医院证明，办病残回去。在企盼中，知青招工调动终于开始了。第一步要队里贫下中农推荐，第二步要公社审核同意，第三步是招工单位核准。第一、二步最关键。芒里社男知青中，冯永胜的表现是最好的，也是公认的。但推荐之前，他对我说：“你们家4个子女下乡，现在有机会能回一个算一个，回去对你妈妈也有个照应。”他还私下找了队长做工作，极力推荐我第一批走。后来，我被队上推荐上去了。到第二步时，我担忧起来：原来在团结社曾煽动吵工分的事会不会影响到这次招工？担心像弟弟一样被卡下来。弟弟在陇川已被招上工了，还被卡下来，说他父亲是“走资派”“特务”，其子女不予录取、不予录用。幸好父亲单位的材料没有来到遮放，我成了“漏网之鱼”。第二步，我也过关了，第三步就顺其自然地通过了。后来和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妹妹在风平的招工，就是因为有人反映她爸爸是“走资派”“特务”而使妹妹也被卡下来了。年8月18日，昆明轻工机械厂来招工接知青的车子出发了。被招知青异常高兴，谈笑风生，互问姓名以及是哪个寨子的。唯独我心情沉重，面向车窗外，看着缓缓远离的遮放坝子，回想着在这里两年多的日日夜夜……

（作者原系潞西县遮放镇户弄乡芒里寨昆明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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