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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版——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长期存在的人口与用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许多城市用地发展已经处于超饱和状态。高密度城市的发展与规划已成为城市规划与地理学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典型的高密度城市，匮乏的资源、多山的地形、众多的人口，一直是困扰香港城市发展的难题。在这种背景下，何种城市形态能够在保证城市高效运转的同时兼顾生活品质与城市活力，成为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如果说纽约在很早以前就已显示出紧凑型城市独特的魅力和优势，那么香港充满活力的中心城区则为内地城市的高密度活力社区提供了范本。本文通过对香港城市发展模式的梳理，利用凯文·林奇（KevinLynch）的城市形态理论，探讨香港紧凑而具有活力的高密度城市空间形态特征，力求从香港的城市发展中寻找高密度城市的发展规律，为内地新常态下高密度、可持续城市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依据。

凯文·林奇将城市形态与城市意象相结合，发现了研究城市形态理论的新视角。城市意象是指一种实物的特质，而该特质能令任何观察者都有较大可能产生该意象的联想。凯文·林奇考察了市民对城市形态的感知，分析了波士顿、洛杉矶和泽西城这三座城市，以路径（path）、边界（edge）、区域（district）、节点（node）、标志（landmark）五大要素定义了物质环境在人脑中的意象。他认为人们通过这些要素辨认城市的形态特征，因此，城市形态不应是城市规划与设计师的主观创作，而应是每座城市自己的自然和历史特色。在分析这些城市意象要素的同时，凯文·林奇在《城市形态》（TheGoodCityForm）一书中将空间（space）、结构（structure）、连续性（continuity）、可见性（visibility）、渗透性（penetration）、主导性（dominance）等形态特性与之相结合，从而引导人们对城市外部形态与内涵进行使用与控制。城市规划的内容不仅是城市意象与物质形态，还包括人的体验和活动。

香港紧凑城市形态与城市活力发展的要素

1区域：特色地区及街区

香港的城市印象大部分由我们对都市结构内各种通道、界线、枢纽、区域和地标的认知及经历所组成，并形成了都市特色。特色地区及街道发挥协同效应，促进和吸引额外的经济效益与街道活力。目前，香港市区拥有众多有机成长的特色地区及街道，这些有着不同行业和功能的地点吸引和集聚了大量人们的活动。

独特的都市特征令它们在城市中更显特别，包括大量并列连接的临街小店，绿树成荫的街道，独特的建筑材料、设计、色调等元素。它们不仅营造出独有的地方形象，并且形成了独特的城市肌理，例如：大屿山大澳、九龙塘、九龙城、加多利山及尖沙咀的林荫大道（如弥敦道、海防道及漆咸道南）、香港的中环旧区（即维多利亚城原址）、大坑、山顶一带，赤柱、香港仔，以及渣甸山／蓝塘道一带等。

2地标：城市层面的高质量地标建筑物、公园及文物保护核心区

众多设计和建设俱佳的具有地标潜力的建筑，例如香港赤鱲角国际机场、港珠澳大桥、珠澳口岸人工岛、西九文化区、广深港高铁总站、启德发展区、中环新海滨长廊，以及湾仔北及北角海滨长廊，有助于香港凸显其城市形象（图1）。

图1启德游轮码头和香港中环远眺图

资料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新闻处，

3界限：维港海滨滨水长廊

全长73km的维港海滨沿岸是香港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界线。—年间先后制订的《维港理想宣言》、《海港规划原则》与《海港规划指引》（统称《海港规划原则及指引》，图2），以及《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中的《城市设计指引》等，都为香港发展成为充满活力、极富吸引力都市，以及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的公共空间作出了指引和贡献。

图2香港维多利亚港海岸线

资料来源：海港规划原则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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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路径—可步行性及空中步行路径

便捷、舒适的步行路径和环境是香港城市特征的关键要素之一。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为了保证步行活动不被机动车所打断，同时尽量少占用地面空间，逐步发展起了空中步道系统。中环的空中步行系统注重其内部的连续性，以及与周围商业、娱乐设施的良好联系（图3-图5）。通过精心的细部设计，空中步行系统减少了行人的不便，在闹市区营造了舒适的步行环境。

图3中环的空中步道

图4金钟的空中步道

图5中环海滨长廊

5节点—城市公共艺术空间

自年代后期《公众艺术计划》颁布及“艺术推广办事处”成立以来，公共艺术规划和发展项目数量已稳步上升，提升了节点地区的意象，营造出地区核心价值和个性（图6）。例如，启德发展计划的《公共创意》把地方品牌注入街景的各个部分，通过街道的设施、街道命名、艺术及活动，向大众展示地方特色。功能混合及用途多样性不仅缩短和减少通勤，还可让市民以灵活的方式使用公共空间，为城市带来多元化和活力。一个可以为市民提供24小时活动，容纳不同功能的空间必定是一个有效率、充满活力的地方。在符合管理规定的情况下，研究适合的措施，令同一空间容纳多种用途，以及在不同时段作不同用途，例如举办临时、即兴活动，如地区及城市活动、周末市集、农墟、文化盛事、节日庆典、跳蚤市场及夜市等。

图6香港整体公共空间和活力营造点的空间布局

资料来源：香港规划署，

过去的20年间，在城市形态不断变得紧凑而高密度的情况下，香港促进并鼓励空间在用途和功能层面上的弹性，才成就了今日的城市繁荣和活力。香港的城市形态与城市活力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紧凑的城市形态使得许多服务的人均成本降低，人与信息、思想在城市里碰撞，从而激发活力和创新。

注：文中未标注出处的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全文——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长期存在的人口与用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许多城市用地发展已经处于超饱和状态。高密度城市的发展与规划已成为城市规划与地理学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典型的高密度城市，匮乏的资源、多山的地形、众多的人口，一直是困扰香港城市发展的难题。但香港以其高效率的城市用地形态为许多有着相似情况的城市提供了借鉴。自20世纪70年代起，香港开始以惊人的发速度崛起，不仅成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而且在城市规划、交通管理、环境保护、公屋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本文以香港为例，利用凯文·林奇的城市形态理论，详细考察了城市形态与城市密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判断城市形态与城市活力形成具有正向关系，并指出高密度城市建设与城市自身条件相适应的、高效率的城市形态密切相关。本文力求从香港的城市发展中寻找高密度城市的发展规律，为内地新常态下高密度、可持续城市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依据。

1香港高密度城市形态的形成

香港是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总面积为.7k㎡，年年中人口为.54万人，平均人口密度为6?/k㎡，建成区平均人口密度为20/k㎡。根据年统计处资料，香港人口密度最高的三个地区分别是观塘区为人/k㎡，油尖旺区为人/k㎡，黄大仙区为人/k㎡。但是香港境内多为山地，其中只有25%土地作为城市用地，这使得建成区内的人口密度超乎寻常的高。以香港为代表的高密度城市发展模式是众多亚洲城市的重要形态特征之一。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会导致许多社会问题，例如犯罪率高、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欠佳，以及城市环境恶化等。但对于亚洲的城市来说，由于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及自然环境发展条件的限制，高密度的城市形态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

香港高密度城市形态的形成有着众多原因。首先，人口稠密与土地资源紧缺是最主要原因。其次，香港地形的复杂性制约了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并直接影响了城市规划的实施和土地开发的经济效益。为此，长期以来政府对建成区范围的扩展十分谨慎。第三，为了保证一定数量的农业用地和生态平衡，也必须控制城市建成区的范围。诸多原因使得年代以前香港的城市发展主要集中在维多利亚湾的两岸，而人口的快速膨胀使这里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年代之后，香港的城市用地紧缺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疏散中心城区人口，改善居住环境刻不容缓。政府必须重新考虑城市的人口分布，在新界地区建设新市镇的计划提上议事日程。从年开始，发展了12座新市镇。与欧洲的一些新城不同，香港的新市镇建设一开始就依照高密度的原则进行规划，新市镇的平均人口密度高达人/h㎡。长期以来，政府对土地开发的严格控制，避免了城市的无序蔓延，城市建成区与乡村之间始终存在着明确的界线。新城区和都会区均保持了合理的城市规模，而各个城区之间都具有良好的交通联系。可以说，从这一阶段开始，香港已自觉地将城市密度分区原则运用于城市规划。经过30多年的城市建设，香港已形成了紧凑的建成区与疏朗的开放空间共存并置的城市形态。局部地段的高强度开发为今后的城市发展预留了空间，而高质量的开放空间则为生活在高密度压力下的居民提供了闲暇的场所。

在这种背景下，何种城市形态能够在保证城市高效运转的同时，兼顾生活品质与城市活力，成为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如果说纽约在很早以前就已显示出紧凑型城市独特的魅力和优势，那么香港充满活力的中心城区则为我国高密度活力社区提供范本。本文通过对香港城市发展模式的梳理，利用凯文·林奇的城市形态理论，探讨香港紧凑而具有活力的高密度城市空间形态特征，挖掘其形成机理，为我国城市的规划、设计和政策提供经验和启示，亦为中国城市未来发展走向提供指引。

2西方城市形态与城市活力的研究综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针对欧洲老城中心区恶劣的居住环境，人们试图探索新的城市形态模式，赋予其充足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和开敞的空间。一方面，以花园城市为典型的城市理念倡导将中心绿化区（而不是街道）作为居民的日常交流场所。另一方面，伴随着战后大批量建设的需要以及小汽车的出现，以柯布西耶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建筑师认为，街道是过时的概念，应该创造新的道路模式来代替。年CIAM通过的《雅典宪章》更是倡导道路分级、人车分流和功能分区。街道作为社区公共生活承载场所的作用被抛弃。随着道路设计的标准化，高效快速的车辆通行为目标，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发生了改变，街道活力开始消失，曾经发生在街道上的购物、娱乐、散步和不期而遇的社交行为被开车去超市购物、电视娱乐、电话交谈乃至电脑休闲所取代。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接踵而来，例如环境污染、土地资源浪费、人行不便、身体健康、犯罪等等。

年代起掀起了活力与形态的反思和重塑。简·雅各布斯唤起人们对街道混合使用以及街道活力等问题重新审视。从空间形态角度出发，是对当前城市空间活力营造的思考。从使用者的活动角度来说，作为空间形态的活动强度表征的事实依据。新城市主义倡导老城街道网络的魅力和重视人的感知，呼吁适宜步行的城市形态等。道宾斯将塑造城市形态的理论归入三类传统：有机形态传统、形式主义传统和现代主义传统。“有机形态”植根于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包括中世纪欧洲的有机街道网络，近代美国郊区的弯曲树状街道布局等。“形式主义”传统则用几何秩序来组织物质环境，通常伴随着人为的轴线、对称、几何图形等，如美国城市的方格网等。“现代主义”注重功能主义、高效，道路成为“机动车通行的管道”，产生了巨型街区、高架公路，人行路径则变得不连续，步行受到限制。

凯文·林奇（KevinLynch）将城市形态与城市意象相结合，成为城市形态理论的新视角。城市意象是指一种实物的特质，而该特质能令任何观察者都有较大可能产生该意象的联想。凯文·林奇考察了市民对城市形态的感知，利用美国波士顿、洛杉矶和泽西城这三座城市作了分析，并通过路径（path）、边界（edge）、区域（district）、节点（node）、标志（landmark）五大要素定义了物质环境在人脑中的意象。他认为人们是通过这些要素去辨认城市的形态特征，因此，城市形态不应再是城市规划与设计师的主观创作，而应是每座城市自己的自然和历史特色。在分析这些城市意象要素的同时，凯文·林奇在《城市形态》（TheGoodCityForm）一书中将空间（space）、结构（structure）、连续性（continuity）、可见性（visibility）、渗透性（penetration）、主导性（dominance）等形态特性与之相结合，从而引导人们对城市外部形态与内涵进行使用与控制。城市规划的不仅是城市意象内容与物质形态，还包括人的体验和活动。

在相关理论日益增多的同时，城市空间活力营造被广泛认为是重要的话题。城市空间活力是一种基于城市空间形态的城市活动，也是一种空间特征及其背后社会活动的同构体。大多数研究从城市空间形态特征（UrbanMorphology）与使用活动强度两方面来探究影响城市活力的城市空间形态，并基于此为营造富有活力的城市空间提供启发性的建议和营造城市活力的原则。波塞尔曼·彼特（BosselmannPeter）回顾了近年来美国街道形态的相关研究，对城市形态的评价归纳为宜居性、场所感和活力三个方面，活力则由活动的多样性、活动发生的密度等因素来衡量。阿普尔亚德·唐纳德（AppleyardDonald）等考察了街道物质形态与人的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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