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之地本就一家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两广一家亲”的说法。如果要追溯这段历史，恐怕要回溯到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今广东与广西地区同属岭南百越地区；其中今广东地区，属于中国岭南百越中的南越部族分支。今广西地区，属于中国岭南百越中的西瓯（西越）部族分支、骆越部族分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北逐匈奴以后，遂又南下平定百越，并设南海、桂林、象三大郡。然后自汉朝至唐朝中期，今广东、广西地区几乎都是一体。然而到了唐朝中期，唐朝廷将岭南道进行拆分，岭南道以东为岭南东道（今广东前身），岭南道以西为岭南西道（今广西前身）。到了宋朝，宋高宗将岭南地区进行了第二次分家，广南路以东为广南东路（简称广东），广南路以西为广南西路（简称广西）。从此以后，便有了“两广”这个词汇。甚至到了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专门管辖“两广地区”的两广总督这样的职位。

如果从地理上来看，西江是岭南地区最大的河流。西江的主干流从云南沾益发源，先叫南盘江，进入广西后叫红水河，与柳江汇合后叫黔江。它的另一条支流叫右江，到南宁开始称郁江，到桂平与黔江汇合后称浔江，到梧州与桂江汇合后称西江，到广州就成为珠江了。这也就意味着，两广人民自古便依靠着这一江之水相互联系。比如在过去，两广地区可以通过西江-珠江水系将人员和物资载运到各处，进而形成一张庞大的交通网络。而且在清末时期，广西运往广东和国外的货物主要有粮油、牲畜、桐油、矿产品、牛皮、桂皮等土特产品，而广东则向广西运送棉布、棉纱、瓷器、火柴、文具、绸缎等日用消费品。甚至，“无东不成市”的民间俗语也曾在广西地区广为流传。历史资料显示，从宋代开始就有广东商人沿西江而上经商；明代中期以后，广东商人便大量进入广西,这个俗语就是明代大量广东商人进入广西之后产生的。可以说，广东和广西在历史上的经济关系是很密切的；而且两广经济有很大的天然互补性。比如“西米东输”的格局是在宋朝末期开始形成。根据《岭外代答》所记,宋代时广西运往广东的谷米数量很大,运粮的大船源源不断运粮。广西的米在运往广东之后又转海船运至福建、浙江等地。就连宋代著名的理学大家朱熹也曾说过:“广南最系米多去处,常岁商贾转贩,舶交海中。”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在宋明两朝里，广东的粮食还是相当吃紧的，基本上都是靠广西的米粮接济。所以，在“西米东输”的格局形成之后,粮食成为广西外输的大宗商品,这也进一步刺激了广西粮食生产的发展。另外在明代之后，两广地区又形成了“西木东运”的经济格局，甚至像珍珠、药材、茶叶等都成为从广西运往广东的重要大宗商品。由此可以看出,两广经济自古以来就有天然互补性。广东有着大量行商的商人，而广西则有足够多的自然资源供广东商人进行买卖。可以说，两广地区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是维持着相互维持相互发展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广西与广东两地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现在，广西的人均GDP还是列全国倒数前几位；排在我国沿海省区市倒数第一。而广东呢，年中国广东省的地区生产总值（GDP）已达到了9.73万亿元，且已经连续30年为中国大陆经济第一大省。若按按照1.1亿常住人口计算，那么广东的人均GDP约为8.万元人民币；若换算成美元，那广东的人均GDP约为1.万美元，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年鉴》

从上图就能看出来，广东省的GDP在-年间始终是广西壮族自治区GDP的5倍左右。虽然在年以后，广西的GDP始终保持着较为稳定发展，可是广东GDP的增幅相比于广西来说，实在是大的惊人。广西的“资源诅咒”？本来应该一体化发展的两广地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短短的几十年间出现了如此明显的反差？从传统的经济学角度来看，丰富的自然资源往往是能够为一个地区或者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财富。而且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自然资源的确对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快速工业化与其丰裕的自然资源密不可分。那么广西的自然资源是什么样的呢？数据显示，目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内已探明储量的矿产有87种，其中53种储量居全国前十位，锰、锡、锑等14种有色金属矿储量居全国首位。所以，广西一直有着“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而且广西的北部湾海域还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石油资源。可以说，能拥有如此惊人的自然资源省份，在全国范围内都屈指可数。

这还没有算上广西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呢。根据广西统计局给出的数据显示，广西海岸线全长公里，北部湾海洋养殖面积达40多万公顷，已经发现的海底鱼类有多种，年捕捞量可以达到35万吨。

另外，从地缘上看；广西还是我国少有的即沿海又沿江还沿边的省份。不仅拥有公里的海岸线和公里边界线，珠江水系贯穿全区；更是我国唯一一个与东盟国家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往东便是粤港澳，往西就是大西南；甚至广西还被涵盖在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范围之内。在拥有如此优渥的区位优势下，广西却将一手王牌打的稀烂。

以人均GDP为例，年，广西的人均GDP为41,元排名第28位；连全国公认发展较差的东三省的人均GDP都比广西要高。比如，辽宁省和吉林省的人均GDP分别为58,元和55,元，分别位列全国的第13和14名；就连排名最靠后的黑龙江，他的人均GDP排名也比广西要高，位列27位。目前，在人均GDP上能比广西差的仅有贵州、云南和甘肃；而且从倒数前五名的省份中，又沿边又沿海的省份就只有广西一个。

省份

排名

人均GDP（元）

北京

1

,

上海

2

,

天津

3

,

江苏

4

,

浙江

5

98,

福建

6

91,

广东

7

86,

山东

8

76,

内蒙

9

68,

湖北

10

66,

重庆

11

65,

陕西

12

63,

辽宁

13

58,

吉林

14

55,

宁夏

15

54,

湖南

16

52,

海南

17

51,

河南

18

50,

新疆

19

49,

四川

20

48,

河北

21

47,

安徽

22

47,

青海

23

47,

江西

24

47,

山西

25

45,

西藏

26

43,

黑龙江

27

43,

广西

28

41,

贵州

29

41,

云南

30

37,

甘肃

31

31,

数据来源：由凤德参策公开资料整理

既然广西的区位优势如此优越，却又无法实现经济的快速腾飞。这似乎印证了有关”资源诅咒”的相关理论。

至于所谓的“资源诅咒”，其实是一种经济现象。比如，在-年间全世界低中收入国家人均GNP是以年均2%的速度递增，可是OPEC组织中的国家的GNP在这期间却下降了1.3%。再比如，在0-年的这段时间里，全球近65个自然资源相对较为丰富的国家中，只有印尼、马拉西亚、泰国和博兹瓦纳的人均GNP年增速达到4%。

这种经济现象有悖于传统观点，即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所以对于这种现象，早在20世纪50年代时就出现了大量有关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讨论。到年时，美国经济学家奥蒂在研究矿产国经济发展问题时，他首次提出了“资源诅咒”的概念。也就是，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

就我国而言，目前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在升级层面上是大体上成立的。比如，徐康宁与王剑()利用29个省级地区在-年的面板数据,发现资源诅咒在中国省际层面上成立。而邵帅与齐中英在2年通过对-年中国西部1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发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性。丁菊红等()则利用21个城市在-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在控制了港口距离、政府干预、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后,自然资源利用程度与经济增长水平间没有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教育水平等变量却与经济增长水平间呈现非常显著的正相关系。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年鉴》

所以，从经济数据的角度来看广西的情况，基本已经印证了“资源诅咒”确确实实的发生在了广西的身上。

无法自拔的广西经济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广西深陷“资源诅咒”的泥淖中无法自拔呢？

目前已经有许多的学者对“资源诅咒”做出了很多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比如，社会学家认为轻易得到的富裕会导致懒惰。而在政治学领域中，认为资源丰裕的国家比资源贫乏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寻租行为,因为政府更倾向于摄取自然资源禀赋所带来的租金。甚至还有学者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反而导致更频繁的政治和军事冲突，从而发生所谓的“资源诅咒”。

而经济学家的解释更是五花八门，比如，采集业的“挤出效应”或者由于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使得当地居民的收入显著提高,从而使人们忽视良好的经济管理、社会平等以及有效率的政府机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降低了对投资、高级劳动力和推动经济增长策略的需要等等。

但是，无论哪种解释都是从国家层面来进行解析的。相对于省市等区域性的”资源诅咒”现象来说，这些解释就显得比较宽泛了一些。比如，像Angrist和Kugler(2)强调丰裕的自然资源反而导致更频繁的政治和军事冲突,从而发生所谓的“资源诅咒”的解释，就不适合来解释我国广西所产生的“资源诅咒”现象。另外，MichaelL.Ross认为，当政府很容易通过控制自然资源获得收入时，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很难建立，同时，自然资源为政府带来的巨大收入，使得政府有能力运用经济力量平息民众的不满，从而可能延缓其民主制度的建立；这种带有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解释看起来更不适合。

所以，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首先，早在年国务院就批准广西北海成为全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城市。但与此同时，广西放弃了与广东的经济联系。

比如，广西曾一度提出要“背靠大西南，面向东盟”，把自己定位为大西南的龙头。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西南地区与广西之间并未有太多的经济互补优势。像在四川境内已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就高达种，占全国资源种数的70%，其中天然气、硫铁矿、芒硝、萤石、钙、钒、钛储量居全国第一。在资源开发基础上的天然气化工、天然气能源、钒钛金属加工等产业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各类石材及矿泉水储量和产量也比较大。

从区域型经济辐射的角度来看，四川与广西一样同样可以将辐射范围扩大到贵州、云南、湖南等地。因此，当广西将自己等位为大西南的龙头时，这就意味着其自身的相对优势无法充分的发挥作用。

但此时的广西区位优势依旧明显，因为它本身还有出海口；相比于“珠三角”，广西的出海口在地图上看距离马六甲海峡更近。早在年的《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就把钦州港规划为我国南方第二大港，并赋之文曰：凡在钦州以西之地，将择此港以出于海，则比经广州可减英里。海运比之铁路，运价廉20倍，节省英里者，在重庆、贵州、云南及广西之一部言之，其经济上受益为不小矣。孙中山那时所提的钦州港就是钦州、防城港、北海三港，如今统称为北部湾港。而孙中山先生的这番话恰恰道出了广西作为大西南龙头的关键所在，就是发展海洋经济。

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国务院作出“要充分发挥广西作为西南地区出海通道的作用”的战略决策后。广西就按照“建设大通道，服务大西南”的思路而开始发展的高等级公路网络。可问题是，这在年通车的广西第一条高速公路竟然是桂柳高速！柳州在当时除了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以外，它本身也是座旅游城市。以柳州为圆心的公里半径范围内，集中了广西80%以上的4A级旅游风景区，与毗邻的桂林市共同构成享誉世界的大桂林旅游风景区。所以，这哪里是建设大通道，这分明是在大力发展旅游业。

在旅游业的带动下，又出现了对柳州工业的“挤出效应”。最终，柳州的工业发展也出现了相对滞后的问题。再加之，北海市的经济又因房地产迅速泡沫化，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广西的政策规划的混乱，导致其南下出海的经济网络未能顺利建成。因此，即便在，年全长公里的南昆铁路打通后；甚至从年到年，广西高速公路里程从.4公里跃升至公里，将广西与云南、贵州、湖南相互串联，也没能将西南的货物向北部湾云集。

交通部数据显示，年，北部湾三个港口的货物吞吐量为2.4亿吨，不及广东湛江一港3亿吨的量。另外，珠三角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凭借着改革试点的政策红利、地理区位优势和劳动力及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与港澳制造企业建立起“前店后厂”生产模式，粤港澳制造业生产分工体系初步形成。这样的明显的区位优势，导致广西失去最终与贵州的经济上的联系。比如，贵州撇开南宁，直接建设与广州的高铁，再加上沪昆线，形成了广州经贵阳到昆明再到南亚线的路，使得广东地区的经济辐射范围扩大到云贵两地，却偏偏没有广西地区。年，西南出海大通道全线贯通，广西与广东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另外，从其本身产业结构来看，如果将广西的经济看成仅是由农业与制造业组成。根据Matsuyama()的理论，假设将一国经济分成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那么如果该国的制造业被更多体现资源优势的初级产业所挤出,那么该国的经济增长就会下降。

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年鉴》

不难看出随着广西的制造业的增长，其农业的总产值以及GDP增速都呈现明显的下降状态，根据Matsuyama()的理论，这说明广西的初级制造业对该地的其他行业具有很明显的挤出效应。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广西，我国东北三省等其他省份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除外，从广西在年的出口商品种类上看；在单独列项的出口产品中，出口额达到百亿元人民币的产品仅有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88亿元）以及服装及衣着附件（.98亿元）。反观其主要工业产品，钢材在年的产量达.11万吨，可其出口额仅为万元人民币；而其重要的汽车产量在年达到.61万辆，但其用于出口的汽车数量仅为21.万辆，出口额约为21.17亿元。

换句话说，本应该依靠工业及海洋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反而重点发展旅游业。相关数据显示，年广西旅游收入已达到.36亿元，相比于年广西旅游业收入.72亿元，短短几年时间，广西的旅游业收入实现了.22%的增长！所以，从这也可以看出，广西的“资源诅咒”形成的另一个原因，便是其旅游资源过于丰富，进而压缩了其他行业的发展空间以及政策空间。广西如何摆脱“资源诅咒”？

那么，广西壮族自治区该如何摆脱“资源诅咒”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明确一点，这并不是简单地加强产业升级和高科技产业就可以轻易解决的。从之前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广西的“资源诅咒”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的定位，人文文化以及旅游业和初级制造业的挤出效应。

从政府的定位来看，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等13部委印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总体方案》。《方案要求》经过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构建面向东盟的经济金融合作大通道，完善跨境金融合作交流机制和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强化面向东盟的人民币跨境结算、货币交易和跨境投融资服务。

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广西的定位十分明确，是金融开放的门户而非金融中心。不过按照沿海省市金融中心的建设情况，像广东省就是依靠临海的香港作为其天然的金融中心。上海更不仅本身临海、同时自身也就是金融中心。所以，北部湾地区如果规划合理、建设合理；那必然会对金融行业具有天然的聚集作用。根据凤德参策的研究显示，金融行业的聚集度与该地区的资金结算要求和该地区各产业的融资需求以及该地区的贸易量大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向相关关系。

当然我们也曾考虑过是否可以依靠南宁市作为整个广西的金融中心；毕竟金融行业发展到现代，已经对其选址的要求下降到很低的程度了。可是，经过严密的讨论与调研，我们发现，虽然金融中心的建设已经下降了很多，但这并不表示没有要求。至少金融中心的建设对当地商业贸易的交易量，当地各产业对资金的需求量和传统上的认可程度等方面还依旧具有很强的要求。

因此，相比于南宁市，在位于沿海的防城港市、钦州市和北海市之间建立一个核心金融区明显更具备优势一些，尤其是一旦未来北部湾地区港口的吞吐量增加以后。而南宁更适合作为百色市和柳州市等广西工业城市南向出口的一个集散中心。与此同时，加强广西的传统制造业优势，在矿产资源与市场间寻找最合适的位置建立工业园区。将百色、柳州和梧州市之间的高铁货物运输线打通，形成既可以链接贵州与广东贸易中心线，同时形成与北部湾地区相呼应的产销一体的扇形贸易区域。数据来源：谷歌地图

另外，广西也需要大力改善其营商环境，尤其是要提高对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广西本地群众的经商意识与投资教育。之所以提出这一点的原因在于，自古以来广西地区的民众并不擅长经商。

这种提议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这种说法在众多的地方志中都有比较明确的记载。比如灵川“惟事耕渔,不乐工商”,永福“民务力穑,不为商贾”,义宁“民性质朴,务耕种,不习工商”,宾州“居民力田,不事商贾”,田州“民朴性柔,知稼穑,不务商贾”,平乐“民但务农,不谙商贾”,奉议“耕作山顶,鲜知贸易”,古零“知稼穑,不务商贾”,思恩“居民惟知力本,不知商贾经营”,西隆“种稻山巅,不事商贾”。相比于其邻居广东省的人，广东人对经商更感兴趣一些。明末清初的屈大均说，广州“人多务贾与时逐”；到明后期，以广州商人和潮州商人为主体的广东商帮就已形成。

所以，由于各地的人群在人文文化上的不同，也就导致了各地区在经济特质上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差异。比如，在传统上有着经商传统的广东，在民营经济上就显得更加的活跃。数据显示，广东省在年公布的全国民营企业强中，一共有60家企业入围。而广西在该榜中仅有2家民营企业入围。

当然，这并不能必然表明我国其他地区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之所以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广西和广东从历史的纵向比较来看，两地人群的文化变迁并不十分明显，甚至更早的时期，两地文化本就同源。因此，这样的比较在研究两地经济问题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最后，便是旅游业和初级制造业对于广西其他行业的挤出效应。由于旅游业所能带动的行业相对较少，其所能吸纳的资金量相对制造业和工业较少；而且旅游业资金回笼的周期较短，对于资金流转周期的要求较低。这就使得广西当地的金融和对外贸易等行业很难得到有效的发展。再加上广西初级制造业对于其他行业的挤出效应，最终使得广西的人才外流严重，最终广西经济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恶性循环。

所以在面对这样的“资源诅咒”问题时，加快力度进行产业升级是广西目前唯一的选择。但问题是，现在我国正在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都积极推进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投资建设，尤其是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既有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同时这两个地区也有着相当强大的工业基础，可以对高新技术的研发起到推进作用。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广西更应该加强其传统制造业的基础，扩大其制造业的范围，合理的利用自身资源，实现制造业的聚集化和规模化；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性的推广具有差异化的高新技术。并以此形成具有特色金融服务建设，最终完成国家赋予广西成为面对东盟的金融门户的使命。比如，在强有力的工业基础与贸易基础上，广西可以尝试建立跨境金融与区块链相结合的发展体系，成为我国区块链跨境金融业务的场景应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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