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市——神奇黎明之城，生态宜居圣地。如花的史实盛开在古老而淳朴的土壤里，请随“史话芒市”一起探索发现那充满希望的火炬冉冉亮起......

习近平谈历史之①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芒市有多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和居于斯、业于斯的人最想表达；芒市有多好，曾经岁月如歌挥洒青春热血的芒市知青最想赞美。芒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他们带着一腔热血和激情，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芒市插队落户和屯垦戍边，与芒市人民同甘共苦、建设“第二故乡”，为芒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奠定了坚实基础、结下了深厚友谊，是芒市人民最为宝贵的重要精神财富之一。芒市人民将永远铭记他（她）们、感激他（她）们、祝愿他（她）们。为纪念他（她）们这段珍贵的历史，表达芒市人民的感恩之情，更好地激发全市各族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强意志，芒市委党史研究室特推出“芒市知青岁月”栏目。本周推出第8期，刘亚朝：知青生活杂忆║遮放镇知青║(潞西县知识青年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合影)

青生活杂忆

刘亚朝

我学傣文

年2月，我到傣乡德宏州潞西县遮放区(后来称“遮放公社”，又曾改名“前卫公社”)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初到遮放，区上就给每人发了一本“老三篇”，即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著作。我翻开一看，是傣文、汉文对照本。我过去就听说，傣文是一种拼音文字，于是就想一定要好好学习这“老三篇”，当然，其实是想要学习傣文。不久，我被分配到弄坎乡芒丙寨，住在依旺大哥家，开始了和傣族乡亲的共同生活。

到芒丙寨几天后，我便拜依旺哥为师，开始学习傣文。由于没有任何识字课本和其他教科书，唯一的教材就是那本傣汉对照的“老三篇”了。当时刚到傣寨几天，我连最普通的“吃饭”、“睡觉”等起码的日常生活用的傣语都不会，所以学习的方法就只能像和尚念经一样，依旺哥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幸亏有的人名和专有名词以及从汉语中引入的词汇是音译，所以大体上可以猜出傣语和汉语互相对照的词汇。比如，《纪念白求恩》的第一句:“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除“是”字是傣语之外，其他字词全是汉语借词;不过，“五十多岁了”就全是傣语了。傣语和汉语虽同属汉藏语系，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但它们又分属不同的语族，也有一些较大的差别。比如在词序方面，傣语的修饰词是放在中心词之后，修饰分句也是放在主句之后，这就和汉语完全不同。例如《为人民服务》的第一句:“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傣语的词序却是“共产党、我们、和、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安、共产党、我们、领导、来、是、队伍、革命队伍”。其中“安”、“来”是傣语词汇的汉字注音，它们分别是修饰分句的开头和结尾，相当于汉语中的“所……的”结构；第一个“队伍”是傣语语词，后面的“革命队伍”是汉语借词。当然，这些是很久以后才自己渐渐琢磨出来的，当时只能是稀里糊涂地照念而已。

古人说，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是“鸟央舌鸟语”、“佶屈聱牙”，对于我这样初次接触傣语的人，还真有点儿感同身受。傣文的字形也是第一次见到，分不出哪是声母、哪是韵母，甚至一个音节或一个词到何处截止都不知道。“万事开头难”，这时的学习虽然好玩，却也相当困难，一字一句都要模仿很多遍，才能勉强磕磕绊绊地念下来。读完《为人民服务》第二段时，即“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我对傣文字母已经略微熟悉，就开始试着分解已经读过的句子中词语的声母和韵母以及音调符号等。说来有趣，这竞是从以前看过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跳舞的小人》中分析破解字母密码的情节受到的启示。我大致弄清傣文声母、的母后，花了许多工夫，将还没有读过的一句新句子，大约十几个字，自己拼读出来念熟。一天晚上，在竹楼上的火塘边，我就先念给依旺哥听。依旺哥大喜，说:“你会了，你会了!”就这样，老三福”成为我学习傣文的入门教材。至今，我还能随口背诵傣文“老三篇”的一些段落。

一天，知青们到畹町去玩，我忽然发现一个同学手中拿着几页傣文的小学语文课本。问起来，他说是小摊上用来包烧饵快的，可惜等我急忙赶过去，早已全被捷足先登者拿完了，令我遗憾不已。后来，在瑞丽街上新华书店居然买到了一本傣文的识字课本，里面字母、声母、韵母、音调符号等清清楚楚，从此免去了用“老三篇”做教材需要“破译”的麻烦。

云南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如彝族、藏族、傣族、纳西族、最颇族、傈僳族、苗族、佤族等等，但真正被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傣文是其中之一。在我插队的芒丙寨，十七八岁至30多岁的中青年男女(女性略少)大都懂得20世纪50年代政府整理、推广的新傣文，四五十岁以上的老头子多半懂得旧时流行的老傣文。老傣文除在日常生活中写写记记外，佛教经文都是用它来书写的。新傣文的使用更加普遍、广泛：政府的文件、出版的读物、生产队记账记工分、民间故事、山歌情诗，都使用它。可惜当时“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不但佛教经书，而且各种读物都被“破”掉了，我只在一户老乡家发现过傣族民间最著名的爱情故事长诗《娥并与桑洛》的几页残篇。

粗通傣文,“学用结合”，果然大有用处。我们到芒丙寨大约半年时，生产队公布“预分”账目，用粘连起来的大纸书写，贴在仓库的墙上。这是用傣文写的表格，横行是各种实物名称，坚行则是人名。对照着看，就是:某某，领谷子多少箩(每箩30斤)、牛肉(或猪肉)多少拽(zhuai，读上声，傣族计量单位，每拽3斤)、红砂糖多少拽、各种蔬菜若干。此外，工分多的人还可以分一点现金。于是，我充当了翻译，替同学们寻找到各人的名字及其领过的各种实物和数量，一一指点解说。有“知识”的青年，当时大多变成了“文盲”，足以证明“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确实“很有必要”。

冬天，妇女、小孩(十二三岁以上的)和我们知青的一项活计是挑柴。芒丙寨临水靠山，用柴方便。临水，可以捞取从龙川江上游漂下来的大木，晒干劈开；靠山，可以到山上砍柴。这里对山上砍来的柴要求较高：须粗细适当，大约如小孩子手臂那样最好(太粗懒得劈，太细不禁烧)；长度适当，大约三四尺；枝叶梢尖都削掉不要。早几个月就砍好的柴，就丢在原地晒干。经过堆码，成为一排一排的模样，分布在柴山上。每排柴上，插有会计或保管员事先写好的有各家户主名字的竹片。挑柴的人上了山，看准名字，就把柴送到各家各户。傣寨的冬天，早晨都是雾气弥漫。人们走在柴山的小路上，只看得见自己前面的一两个人。有一天挑柴，到了柴排那里，发现除知青外，都是不识字的老太太和小孩，便只好由我一一说明各排柴的户主名字。初时有人不太放心，怕看错弄乱；不久保管员到来，辨明不误，于是，我获得了简单傣文的“释读权”。此外，生产队分配鱼、肉、糖、水果等等，都是一堆一堆放在晒场上，插上标签，各家各人自己去拿，这也必须认识傣文才方便。这样，我识得的一点点傣文，在这“广阔天地”真是“大有作为”了。

(傣汉一家人）

在傣寨的卜冒、卜少中，傣文最重要的用途是传抄记录傣族情诗、情歌。傣族卜少们挑选自己的意中人时，卜冒会念情诗、会唱情歌是一个重要条件。傣家人出工时都要背一一个系在腰间、悬在背后的竹编腰箩，用来插砍刀或镰刀，以及装烟盒、午餐、点心、水果等等。我的腰箩里面，还多了一支笔和一个小本本。休息时，我就找到寨子里文化水平最高的民间知识分子保管员约喊瓦，请他教上几段傣族情诗、情歌。他念，我记，然后请他校正拼写的错误。这样，记录了不少傣族情诗、情歌。芒丙寨是个普通傣族村寨，即使像约喊瓦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只能讲很少的一点汉语。对这些情诗、情歌，他既不能用汉语翻译讲解，我又只粗通傣语，也不能完全听懂他用傣语的解说。我虽能记能念能唱，却只了解一点大意，有些意思甚至直到现在都仍在朦脆中。有时，语言表达不清楚，也辅以手势。有一个词，约喊瓦讲不清楚，就用手比画，原来是说青年男女表示爱意时，互相两手相扣，手指交叉，好像编篱笆一样。汉语中似乎只说“握手”、“拉手”，没有专门表达这种细致含义的动词，大约可以译作“编指”，但如不另加解释，大家还是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又有一次，记录一位傣族大爹教唱的情歌，一个四字句，意思怎么都说不清楚。当时是清晨，屋外大雾，不时听到露珠从树叶上滴下的响声。大爹忽然一跃而起，到屋外摘来了几片沾满露珠的树叶，原来这四个字就是“(清晨)树叶被露水浸湿”的意思。但是，傣族情诗、情歌中大量深奥细腻的含义，仅用手势或动作是无论如何也表达不清楚的，所以这些诗篇中的许多词句段落，有的是我很多年以后才略有了解，有的则至今仍朦胧如雾。也许，这就如同傣乡的雾一样，更是一种令人永远怀念的美吧！

年年底，我告别生活了4年的傣乡，回到昆明。本以为傣文从此无用，不料余波荡漾，用处还在后头，继续“大有作为”。在傣乡，许多男知青和傣族小卜少产生了感情，知青返城后，旧情未断，便有了书信来往。但傣族小卜少写来的都是傣文信，于是我又承担起了为同学们代读来信和代书回信的任务。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和一位在傣乡就已认识的小卜少开始了通信。她的来信每当正事讲完，便写上几首情歌，表达了绵绵不尽的情意。一次，来信提及她想学习音乐简谱，苦于不懂汉文，学起来有困难。我便不自量力，用傣文编写了一份《傣族学简谱一百问》寄去。这份稿件后来曾送给当时云南省教委教材编审办公室少数民族文字傣文组的老师看。不久稿件退回，审稿的老师写了意见，大意说:你关心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用傣文写了帮助傣族学习音乐简谱的材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精神十分可嘉，但目前没有编印此类教材的计划，希望再作修改、充实，待需要时可以采用。

年秋，我想报考云南民族学院的研究生。当时我在昆明一所中学任教，必须经领导同意盖章，才可以报名。我找领导谈时，领导蹙眉说，报考研究生是要有著作的，你有著作吗？其实何尝有这样的规定，无非是因为当时刚刚恢复高考，能考上大学已经不易，考研究生在大家心目中未免更有点高不可攀罢了。我忽然灵机一动，答说我有“著作”，待出版而已。随后，我将《傣族学简谱一百问》原稿装订起来，看看分量好像不够，又加上了那些傣文信稿，充实充实。一个星期后，领导说，稿件已经审阅过，同意你报考。估计他们不大可能真去请懂傣文的专家阅看，不然岂不令人尴尬?这也是没有办法时的一步险棋。那时我想报考的专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傣语研究，另一个是云南民族史。傣语研究的一本主要参考书是《语言学概论》，云南民族史的是《云南民族古代史略》。结果找来找去，只找到了《云南民族古代史略》，于是我便报考了云南民族史专业。但在我原来工作的中学，许多旧同事还一直以为我去研究傣语了呢。

这些年来，由于自己的疏懒，我的傣语、傣文始终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不过，“不学白不学，学了不白学”，学习傣语、傣文，给我的插队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留下了至今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我在“县宣”

年，我被调到“县宣”工作，从插队劳动的芒丙寨，来到了潞西县城——芒市。“县宣”，是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简称。当时德宏州的5个县，都有自己的“县宣”。我来的就是潞西“县宣"。

我会摆弄一点民族弹拨乐器，即月琴、三弦之类，过去在中学时，曾是“乐器组”(后来改名“器乐组”，又改名“乐队”)的老组员。当年昆明的中学似乎只有昆一中和我们昆八中有乐队，一中的以西洋管乐著名，八中的则以民乐取胜。那时每逢校庆演出，或市内组织什么活动，就是乐队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年，我们学校到昆明市郊官渡区阿拉乡支农，以乐队为主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在阿拉乡的撒梅村寨巡回宣传演出一个多月；回来不久，又参加了市里组织的《春城赞歌》演出活动;还曾多次到省电台录音，如《欢呼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胜利发表》、《毛主席著作放光芒》等等。到年知青下乡，来潞西县的主要是昆八中、昆五中、昆十一中和昆女中的学生，其中只有我们昆八中原来有乐队。这样，潞西县组织宣传队时，乐队人员的主体其实就是我们昆八中乐队原来的那一帮同学。我插队的芒丙寨距离县城相当远，有70多公里，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所以我一直在村寨老实出工劳动，从不参与县里、公社里的其他活动。但“县宣”的人员变动非常频繁，一次大变动之后，重新组织，便想起我来，专门来人到芒丙寨把我叫去“县宣”工作。当时在知青中，能到“县宣”工作是一件美差，既可脱离艰苦的农业劳动，每月还可有30元的补助，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何况人在县城，消息灵通，各种机会较多，也是一种潜在的好处。

（芒市知青与傣族乡亲欢乐起舞）

潞西“县宣”的驻地在原来的县文化馆。文化馆就在县百货公司对面，是一幢两层的灰色砖楼。上楼，左右各有一大间屋，大约是原来的阅览室或陈列室之类。一间男生住，另一间女生住。房间很宽大，除放下二三十张单人床外，还有许多空余，可做小型排练的临时场地。

“县宣”的人员，除知青外，也有几位从各单位调来的干部。老刀，盈江傣族人，大约原来是县文化馆的；老李，畹町汉族人，小学教师；袁老师，是很早就参加文艺工作的老革命；老杨，从县食品厂调来，昆明人，会点儿京剧“武场面"(京剧乐队中的打击乐部分)的活儿；老夏，从某地某专业剧团调来，擅长云南花灯。还有姚老师，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分来芒市，娶了遮放坝头贺勐寨的一位傣族小卜少成家，在县文化馆工作。他不算“县宣”的人员，只时不时来作点指导。赵老师，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大约也是分到县文化馆工作。他也不是“县宣”的人，只是有时“票”一把，即业余玩一玩，参加了短歌剧《向北方》的演出，饰演一位老大爷。他书法甚好，常在我们“县宣”楼上挥毫作字，现在是昆明著名的书法家。还有一位擅长美术的同学，当时也是借调到县里工作，有时来帮我们画画布景，他后来在省里做了高官。

我来之前，“县宣”曾演出过“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据说当时人才济济，除知青外，还有好几位从原来专业剧团借调来的人员。那时新版《红灯记》还没有发表总谱和各种乐器的分谱，听说是几位同学反复听录音记录下来的，着实花了一番工夫，演出之后反映很好。但人员变动之后，《红灯记》便无法演出了。所以我到“县宣”以后，先是参加了一组小节目的演出。记得节目中有合唱、独唱、舞蹈(“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斗笠舞”)、短歌剧《向北方》(反映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等等，反正凑够两小时左右的节目，就和当时任何地方的这类宣传队一样，没有什么地方民族特色。

小节目演出了几场以后，领导还是想要恢复“样板戏”的演出，先是想排练演出《沙家浜》，但有许多困难，主要有两个:一是缺演员，二是缺乐队人员。尤其是原来的鼓师是某专业剧团的人员，现在已经离开。

鼓师俗称“打鼓佬”，是京剧以及其他剧种乐队的指挥。京剧乐队在行内称为“场面”，打击乐称为“武场面”，其他乐器称为“文场面”，故鼓师也称“场面头”(从前唐玄宗在宫廷乐队演奏“檀鼓”即鼓、板，就是乐队指挥)，他要指挥乐队与台上的演员密切配合，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整台演出的总指挥。我在、年间曾参加过《红灯记》和《沙家滨》全本的演出，各有五六十场，我是弹三弦。京剧的传统“文场面”只有四件乐器，即京胡、京二胡、月琴、三弦(简称京、二、月、三)，合称“四大件”。三弦敬陪末座。听说还是在梅禁芳先生主张下，才加上三弦为伴奏乐器之一的。现在“样板戏”中加上了各种各样民族的、西洋的许多乐器，三弦虽然是伴唱乐器，地位也只是比那些奏《国际歌》的西洋乐器略高而已。领导听说我有参加《沙家浜》和《红灯记》演出的经历，就一定要我来担任鼓师。于是，我便从“场面尾”，一跃而成为“场面头”了。

在当时，不论什么事情，都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久，“县宣”派出主要演员和两名乐队人员(我在其中)到保山“专宣”学习《沙家浜》的演出。“专宣”即“保山专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简称(当时德宏州一度被撒销，潞西等“外五县”属保山专区管辖)，抽调在“专宣”的人员都是有较高文艺水平的知青和其他人。其中一位是原来我们昆八中乐队的同学，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指挥家，曾任美国几家著名乐团(似乎有纽约爱乐乐团、费城交响乐团等)的指挥。我们去的时候，“专宣”的《沙家浜》已经歇演，正在排演芭蕾舞剧《白毛女》。从前昆一中西洋管乐队的同学，这时承担了重头戏。我们到了保山，住在专区招待所，在“专宣”食堂吃“样板伙食”。“专宣”驻地在原来的保山师范专科学校，这时学校停办，校舍、教室、礼堂等正好给宣传队使用。“专宣”领导非常支持我们学习“样板戏”的热情，指定了相关演员和乐队人员“一对一”地辅导我们。指定教我打鼓的一位安老师，原来是某剧团的专业人员，也是“专宣”演出《沙家浜》时的鼓师。安老师家就在保山，我每天到他家去学习几个小时。7天以后，学习结束，大家便都半生不熟地回到了芒市。

不久，“县宣”的许多同学请假回昆探亲，《沙家浜》的排练无法进行，小节目也无法演出。几位领导便带上我们几个没有回家探亲的同学，下到各公社，去物色有文艺才能的知青，准备办一个“样板戏”学习班。我和两位老师及另一位同学去了江东与轩岗。江东因在龙川江以东得名，地处高山之巅，非常寒冷。当地谚语有“望见江东坡，眼泪往下梭”之说，极言其高寒贫瘠。我们去时是五六月间，山下坝子里已经很热，这里却还要烤火取暖。江东知青较少，只有一个同学会拉手风琴，但手风琴实在和“样板戏”不搭界，所以我们没有招到什么人，便下山到了轩岗。轩岗公社的驻地在轩蚌寨，傣语中“蚌”是温泉的意思，所以这是个有温泉的寨子。轩岗在从前人烟稀少，疟疾流行，诨名“伴琵孩”，即“鬼哭坝”之意。这里知青不少，主要是昆十一中的同学。我们的招人方式颇有特色，是由一位当地同学做“眼线”，在赶街天带领我们到街子上去，见到模样“丢秀”(大约是当地汉族语汇，即清秀、漂亮)的男女知青，便约来谈话，若有点文艺表演才能，就动员他们参加“样板戏”学习班。几天过去，还真招到了好几位同学。在其他公社招人的情况大致相同，最后招到了二三十人，办起了学习班。其中一位是遮放坝托生产队(潞西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样板)队长的女儿，地地道道的傣族小卜少，给学习班增添了一点“民族特色”。

经过几个星期的紧张学习和排练，学习班还真作了一场汇报演出。节目都是“样板戏”《沙家浜》和《红灯记》中的唱段。戏中角色李玉和、李铁梅、阿庆嫂、郭建光都有许多个，大家轮流上台，好不热闹。因为演员们都是“速成”，演出质量自然谈不上多高，而且纰漏不少，往往逗人发笑。比如刚刚才下去一位高瘦的“李玉和”，不一会儿又上来一位矮胖的“李玉和”，观众自然觉得滑稽好笑。有一位“李玉和”是昆十一中的同学，个头倒是够，可惜太瘦，结果穿上“胖衣"(即穿在里面使戏装能撑起来的背心)才推上了台。演出时，台上台下笑声不断，大家都非常愉快。这次办学习班应该说还是很成功的，对于普及“样板戏”确实大有作用，并且选拔几位同学充实了“县宣”。

“样板戏”学习班结束后，“县宣”领导总觉得排演《沙家浜》困难太大，决定先恢复《红灯记》的演出。首先是要配齐各个角色和乐队人员。其中主角李铁梅是昆八中我们同班的一位女同学，嗓音甚好，表演亦佳，原来在学校时就参加过许多文艺演出。乐队除我任鼓师外，京胡、京二胡、扬琴、竹笛、三弦、小提琴、圆号等都由我们昆八中的同学演奏。最后一幕“开打”(许多全本京剧的最后一幕往往是武打戏，行内称为“开打”。“样板戏”也继承了这一传统，《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莫不如是)，几位原来昆八中体操队的同学大显身手，精彩的空翻常常博得阵阵喝彩。算起来，“县宣”《红灯记》新剧组人员中，昆八中的同学恐怕占了将近一半。“武场面”的其他乐器，打大锣的是老杨，敲铙钹的是老刀，敲小锣的是老李。他们都是“县宣”的领导，上了场却要听我指挥。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排练，《红灯记》终于可以演出了，先在县里的小礼堂演出了许多场，后又到县内的果朗河水电站工地等处演出，都很受欢迎。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八亿人民八个戏”，大家都没有什么文化生活。虽然“样板戏”已经相当普及，不但对剧情大家都很熟悉，连许多段唱腔、人物的对白，大家也都会唱、会念，但全本戏的完整演出总是比只唱点儿选段要好看得多。此后，“县宣”《红灯记》剧组又先后出访腾冲和梁河，各演出了好几场，也都得到好评。

在腾冲演出时，传来昆明知青开始上调的消息，一时人心大乱。因为“县宣”的知青都是从各村寨调来的，大家在自己原来的村寨已经劳动了两年多，有的人表现也都不错，在“贫下中农”中有了一些基础。现在人到了“县宣”，不在村寨，不能参加生产队的推荐，岂不失掉了上调的机会?原来作为“县宣”人员的优越身份，一时处于极不利的地位，真正应了古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匆匆结束在梁河的访问演出后，回到芒市，“县宣”只得宣布解散重组。愿意继续留在“县宣”的，就办理手续，放弃上调希望，成为潞西县的正式工作人员了；愿意回到村寨去的，就去参加自己原来生产队的推荐。我选择了回村寨，就此结束了半年多在潞西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工作和生活。

回想起在“县宣”的日子，有几件事令我难以忘怀，也还值得一说。

小节目演出结束后，同学们大都回昆明探亲去了，偌大的男生宿舍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学住。每天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常常睡个懒觉，起得很晚。一天早上八九点钟，我见几个小卜少在后院园子里。她们见了我，就告诉说想要砍芭蕉树秆去喂猪。我问，砍掉了岂不是结不成芭蕉果了吗?她们告诉我，这是已经结过果的了，留着没用，反正是要砍掉的。我说那就砍吧。说完，我就想上楼，不料她们留住我，说你是主人，是你答应的，你得等我们砍下挑走才能离开，免得别人骂。等到她们砍好要走时，我说，我帮了你们的忙，你们得给我点什么做回报。她们问，你要什么呢？我指着其中一个小卜少鬓边插着的一束野茉莉花(昆明人把它叫做木香花，又叫十里香，香气极浓烈)说，我要这束花。插花的小卜少有点不好意思。女伴们都说，这值什么？快给大哥。我把花拿上楼，插在一个小墨水瓶里用水养着。第二天清晨，我还在睡觉，梦见来到茉莉花丛中，被浓烈的香气所笼罩。醒来一看，见床旁边书桌上的大口缸里，盛了清水，满满地插了大束盛开的野茉莉花！

傣乡多温泉，芒市附近的法帕寨子就有一处很好的温泉。一天傍晚无事，我和一位同学结伴去法帕温泉洗澡。那天，温泉除了我们两人之外，几乎没有别人。我先洗完出来到休息室，见四五张木质的长靠椅上，只坐着一个傣族小卜少。她一身标准的芒市傣族小卜少打扮：淡黄色和白色相间条花布的短上衣，下身是黑色布裤，腰间系一条黑色底、上面用各种各样彩色丝线绣满花样的短围腰，披一条纯白底、上面有两条纯蓝色带状宽条的大披巾，头上盘着的乌油黑亮的粗大发辫里编着几根红头绳。漂亮！清纯！我便紧挨着她坐下，像很熟悉的老朋友一样用傣语聊起天来。

我：怎么呢，你还不去洗?

小卜少：人家已经洗好了呢。

我：那怎么还不回家?

小卜少：等我的朋友。

我摇头做不相信状，说：不是朋友。

小卜少瞪我一眼，假作生气说：那是什么人呢?

我故作神秘地小声说：是“况翔”(傣语：情人、恋人)。

小卜少：才不是呢，是我们同寨的卜少。

我也不再逗笑，问：哎，说真的，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寨子的?

小卜少：我叫月芳，是轩蚌寨的。

我：你们轩蚌就有温泉，何必大老远跑到法帕来?

月芳：我已经调到芒市糖厂工作，来法帕还近些呢。

我这时很有些失落。人家已是国营工厂的工人，而我虽然现在暂时在“县宣”工作，但身份还只是村寨里的知青农民，觉得有些自惭形秽，便换了一个题目，谈起她们轩蚌寨的知青来。这往往是知青和傣族小卜少之间的共同话题。

月芳：我们寨子的一个小卜少跟一个你们知青，昆十一中的，到昆明去了呢。

我：去干什么?

月芳：他们两个要好，去给知青的老爹老妈看看咧。

我：月芳，你想不想也去昆明?

月芳：我跟谁去?

我：跟我去咧。

月芳转过头，用她乌黑的大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们两个都同时笑起来。

第二天，我在芒市街上电影院旁边的理发店理发，从镜子里仿佛看见有人在向我张望。我戴上眼镜，从镜子里(因正在理发，不能回头)看见是月芳在笑着向我招手呢。

“县宣”在文化馆楼上排练时，锣鼓一敲，乐器一响，便会有许多人上来看热闹。不知道为什么，绝大多数都是傣族小卜少，卜冒很少，芒市街上的汉族人也不多。我身后有时挤满了人，叽叽喳喳。我时不时需要转过身去骂一声，才能安静会儿。导演给演员说戏时，乐队暂时无事，我便也和站得近的小卜少闲聊几句。不久，《红灯记》在县小礼堂正式演出，各单位发了票。演出前演员化妆，乐队人员可以去得稍晚。有一天晚上，我到小礼堂时，见门前挤着好几个小卜少，没有票进不去。她们见到我，便向门卫说，我们都是这位“县宣”大哥的朋友。我看她们果然面孔熟悉，便让门卫放她们进去，一时皆大欢喜。

“县宣”和县广播站同属县革委(即县革命委员会，当时的一元化领导机关)宣传组领导，有时听传达文件或开会都在一起。有一天，我和一个同学到县广播站去玩。县广播站就在县革委大院里面，这里原是德宏州工委(中国共产党德宏州工作委员会)和州人民政府的驻地，“文化大革命”中德宏州建制撤销，便成了县革委驻地。大院靠后面一点，有十幢漂亮的两层灰砖住宅小楼，是盖给民主改革后参加了政府或人大、政协工作的原民族上层土司和头人居住的。现在土司和头人被打倒了，家属被撵走，房屋都由县革委使用。县广播站就在其中一幢小楼的二楼上。广播站的傣语播音员是遮放来的一个小卜少，叫月摩婉。月摩婉招呼我们进屋。我坐在书桌旁，偶然瞟见桌上-张信纸上用傣文写着:“听说你住院了，很是挂念。现让我妹妹买些鸡蛋给你……”我忽然想起这是人家的私信，赶快把头掉开。一会儿，那个同学问:“听说某某病了，好些了吗?”我一时忍不住，就笑问:“鸡蛋送去没有?”月摩婉忙跳过来收起信纸，大笑说:“想不到遇着一个懂傣文的知青!”后来，我由芒丙寨到县里听传达中央57号文件(关于林彪出逃事件的)时，在小礼堂还见到过月摩婉，她好像已经结婚了。

“县宣”排练演出革命“样板戏”、宣传毛泽东思想，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县革委的主要领导都是军代表。革委会主任原是某县的武装部部长，副主任原是部队某团的副政委，他们都常常亲临“县宣”的排练场地，表示关心；当然，也可以休闲片刻，散散心。当时的芒市很小，他们走过来也就几步路，所以都是步行。他们来时，身后都跟一个小兵，小兵手提一个热水瓶、一把雨伞，腋下还夹一张轻便折叠椅；首长脚穿圆口黑色布鞋，自己端着茶杯。“武装部部长”是河南人，五大三粗，高兴起来，还学着跳几步“斗签舞”的动作，只是转动未免有些不灵活。“副政委”圆脸，一副慈祥和蔼的样子。他有时也唱几句“样板戏”，多半是《红灯记》里面的一段“二黄快三眼”:“一路上，多保重，山高水险；沿小巷，过短桥，僻静安全。”他们两位主要和女生聊，对我们男生只是一般性打打招呼。县革委管宣传的军代表姓李，是“县宣”的直接领导。他是一位文化人，温文儒雅，北方口音，说点什么、作点指示都很内行。他和“县宣”同学们的关系都很好。他因部队调防离开时，大家都有些依依惜别，还在小礼堂大门前合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县宣”人员都在县革委机关食堂搭伙，伙食一般，肉菜很少。《红灯记》开始紧张排练后，领导关心，说要加强营养，每顿给我们专门单炒一个肉菜，或是青辣子炒肉片，或是炒猪肝。一天开饭时，一位刚下乡回来的干部看见有炒肉片，大喜，赶快掏菜票。这时，旁边的人说，这是“县宣”的“样板菜”，你也想吃？我这“肉食者”听了，不免有些惭愧。“县宣”食堂每天早上都有早点，或饵丝，或米线，都是我爱吃的，但因为睡懒觉，早点赶不及，居然半年多没有去吃过一次，都是起床后到街拐角花一角钱买两个包子吃，和在村寨时的劳动生活相比，实在太悠闲、太懒散了。

我们到外地演出，都受到很好的招待。到腾冲、梁河演出时，因为是县对县的访问，更是受到隆重的接待。在腾冲，住宿在县招待所，是两层的中式木楼瓦房，古色古香。那时没有今天现代化的高楼宾馆，“县招”是全县最好的招待客人的住处。多年后我想起当年腾冲的这所“县招”时，还非常怀念。吃饭则中、晚餐是宴席一样的桌餐，早点是腾冲最负盛名的鸡汤饵丝。离开腾冲前一天的晚餐，更是大摆酒宴，县领导从一把手县革委主任以下大都出席。每桌至少有一位领导来当主人，频频劝酒。当然，主人和客人对等，一、二把手和我们“县宣”领导及主要角色同桌；我们桌多是乐队的同学，演出时又不上台，来做主人的是一位县革委副主任，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穿着一件镶花边黑色对襟领褂，看得出是家常穿的衣服，听说是苗族。他不怎么说话，只是礼节性地频频劝酒。那天传来知青开始上调的消息，大家情绪波动，借酒浇愁，许多同学喝得酩酊大醉。结果第二天多数同学宿醉未醒，只得休息一天，第三天才离开腾冲到梁河。

梁河是个小县，那时只有8万人口。梁河县招待所全是平房，比不上腾冲县招待所讲究，当然这也是他们那里最好的住处了。离开梁河时，告别宴席也办得很精细，记得面食是做成一朵朵白玫瑰花的模样，撒上染成红色的细糖末，也可以想见主人待客的心意了。我在梁河县的新华书店里，意外地买到一本达尔文著的关于进化论的小册子。这在当时书店里只有毛主席著作和几种鲁迅著作的年代，着实让人惊奇(后来听说是毛主席接见某外国友人时，谈话中提及达尔文，便叫有关部门印行了一点达翁的著作)。中午休息时，我到郊外小河边树荫下躺着看达尔文的书，竟觉得不像在人间的生活了。书中有插图，后来我将书带回插队的芒丙寨，傣族乡亲看了插图，大叫：“滚腾！滚腾！”(傣语：野人！野人！)这“野人”是我随“县宣”到梁河演出的一个意外收获，也成为我曾在“县宣”工作和生活过的一件纪念品。

(作者原系潞西县遮放镇弄坎乡芒丙寨昆明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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